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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介绍孔子关于政事治理的具体问题之前，先对孔子的政权构架设想及孔子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做一下说明。
　　孔子认为不论是一统天下的周王朝，还是各诸侯国，都应当有天子和一国之君，下设各类别、各层级的管理机构，并任命一定数量的官员来管理国家的各类事务，以及从事各类行业的广大民众。孔子的这一设想，是通过比喻的话语加以表述的。“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见 ［2.1］）。“为政以德”将在后文中详细介绍，此处只就孔子的政权构架而言，孔子用“北辰”、“众星”、“共”来比喻说明。“北辰”比喻最高的执政者，并以不动的北辰星 （古人认为它不动，其实它也有微小的移动） 比喻任何朝代都必须有最高的执政者；“众星”比喻天下众多的居民；“共”即“拱”，即众星都集聚，围绕在“北辰”的四周，表明这种君臣、君民的关系像天上的北辰与众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的。
　　应当说孔子的这种政权构架的设想是从实际出发，符合社会实际状况的。我就回顾华夏的历史，再来观察当今中外各国的现状，不论是十几亿人的大国，还是小到仅有几千、几万人的罗马教皇国、安道尔、摩纳哥，都是这种政权模式。也可以预想，人类在若干年后，即使真的实现了世界大同的那一天，也将遵循这一模式，只是人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此而言，孔子的政权构架设想是现实合宜的，与中国古代桃花源和西方的乌托邦式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这样的政权构架中，孔子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定位是，不做最高的执政者，只做一个协助最高执政者治理国家的辅臣。从 《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孔子在鲁国为官的经历和周游列国寻求可以辅佐的国君的行为，从《论语》中一些言论，如强烈谴责季氏及三家越礼行为，（见［3.1］、［3.2］），又如赞扬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共可谓至德也已矣。”(见［8.20］)，都可以说明孔子将自己定位为做一个辅臣的理念。
　　一、 孔子强烈的从政愿望这种愿望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表现在与子贡的一次对话中。善于言辞的子贡，用比喻的语言，向老师孔子发问：有一块美玉，把它在匮中藏起来，还是寻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它？孔子不假思索、迫不及待地连续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见［9.13］）。子贡问话表明，一个有才德的人，是隐藏自己的才能，还是找一个识才德的人去辅佐呢？孔子顺子贡问话的用意，重复卖掉美玉，既表明孔子愿意出来做官，又表明这种愿望的强烈、急迫。一个“待”字表明为官的愿望早已决定，并做好随时为官的充分准备；“待贾”是承接子贡的“善贾”而言，即等待能识人并与孔子政治理想相投缘的人与之共事，对于昏君（见［13.15］）和像阳货那样的人臣（见［17.1］），是不能辅佐、共事的。
　　其次，正面表述孔子的从政愿望，孔子曾经自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见 ［13.10］）这里的“期月”指一年，指在一年之中初见成效，三年就可以做出令人满意的成效了。这则语录不仅表现了孔子从政的欲望，更表明了孔子从政的自信。这种自信绝不是自我夸耀，而是表明孔子确实具有从政的知智，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孔子在鲁代理宰相职务，仅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做出了令人惊佩的政绩，这可以作为此则语录的佐证。
　　最后，孔子从政的愿望还表现在想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外部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一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也写为公山不狃），占据费城发动叛乱，他召孔子前往，孔子准备前往。子路对老师的做法很不高兴，认为不应当去帮助公山弗扰。孔子在反驳子路的说法时，说了一句：“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见［17.5］）。因为公山弗扰反叛的对象是把持鲁国政权的季氏，孔子可能一时还没有认破公山弗扰的本来面目，认为是可以借助的一股力量，这是可以理解的。关于“东周”有三种说法：西周、东周、鲁国（鲁国在东周都城洛邑的东边，又是周公的封地）。尽管对“东周”地点说法不一，但对表达孔子意图而言，并无区别，都表明孔子要消除乱象，恢复周王朝的礼制和各诸国相安无事的局面的理想。二是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听说晋国的范中行的家臣佛肸为中牟县的长官，赵简子攻打范氏，佛肸以中牟为根据地，抵抗赵简子。佛肸深知孔子的道德、才智，他想召孔子前往，助他一臂之力，孔子也想前往。子路极力反对孔子想要前往这件事，并援引孔子曾经说过的：“亲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的话来阻挠孔子前往。孔子说，我是说过这话，但话锋一转，孔子用坚硬的东西不可磨损，洁白的东西不能被染黑的比喻，说明自己的人格不会被损伤，又以自己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葫芦，怎么能挂在那里不让人食用为比喻，说明在政事治理上要一试身手，表达了他恢复周王朝一统天下局面的理想。（见［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