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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学生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就学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采访了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研究室主任卞绍斌（以下简称卞）。
　　记者：卞教授，请您谈谈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状况、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
　　卞：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已逾一个半世纪，其理论形态已从经典的、一元的思想体系演变为包含多种甚至相互争鸣的表达方式的理论形态，比如分析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已有一个世纪，中国也从马克思眼中保守封闭的“天朝帝国”发展为开放包容的现代化共和国。
　　更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在思想研究、社会实践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上，当代中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未来的最重要阵地之一。特别是在前苏联和东欧失去意识形态领导权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依然不断焕发出新的理论和实践生机，无论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重大突破。
　　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几个重要的特点值得关注，这些特点依然是未竟的道路，是未来我们需要着力的方向：一是不断打破传统教科书模式，以更开放的思想视界，结合思想史，对原本的概念、范畴和体系进行重新定位。二是不断呈现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特别是其中蕴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向度，以及构建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旨趣。三是不断回应时代性和人类性课题，在应对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权力异化并阐发平等、自由、公正等课题上做出更加深入的探索。四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深入契合，为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道德和政治问题提供指引。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传统教科书模式、亦即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借鉴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进行了深入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进行了创造性的重建，对其理论特质进行了重新阐发，一个与时代同行、焕然一新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呈现。
　　记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同当下中国的发展实际相结合，做到既不使马克思主义流于形式、成为死板的教条，也不仅凭只言片语、随意曲解？
　　卞：首先要判断当下中国的发展实际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彰显的内涵和指向，正是当前需要着力去应对的实际状况，也就是说，如何在继承和更新传统文化实践基础上，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规范下，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回答这一重大理论课题，才能不流于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为此，需要全面审视甚至更新马克思主义观念，呈现其中契合当代中国实际的价值旨趣。
　　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渊源的理解，传统教科书中一般都是讲德国古典哲学，其中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借鉴和吸收，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德国思想家康德。这是非常重要的洞识，就我的研究所及，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如果不对康德做认真细致的研究，很难真正读懂马克思。马克思和康德实际上分享了太多的价值观念，但是现在对此认识不足，比如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分、对异化物化的批判、对平等自由价值的阐发、对理想社会共同体的指认，都是传统教科书所缺乏的。马克思不仅从黑格尔那里汲取批判和革命的方法，同时从康德和黑格尔等人那里继承了对于平等和自由价值的追寻精神。
　　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进行如此解读，则将与当代中国实际有着非常紧密的契合，因为当前的社会发展始终要回归康德式的课题：给予人以尊严，确立人自身即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以此建立目的王国。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讲也是一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乃是从人的发展视角透视社会演变的三大形态特征。实现人的发展形态的跃迁，乃是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共有的思想主题。
　　因此，若想为中国的实际问题探索有益的道路，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进行细致深入的研读和阐发。没有理论的准备，实践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换言之，没有通晓历史和现实的强大理论思维，也就无法引导现实。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教条主义很大程度来源于我们长期以来固守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恰恰是批判和改造现实经验的，而这非具备理论思维和观念不可。为了理解并指导现实世界的斗争，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回到书房”，始终不懈地研读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他留下的诸多笔记和手稿就是明证。因此，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不流于形式主义和独断论，使其不被随意曲解，我们需要下许多正本清源的功夫，特别是呈现其中强烈的历史意识、社会批判意识和超越性思想面向。
　　对社会生产实践和文化实践的历史性继承，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与超越，对未来人类发展形态的确认，乃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完整呈现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理论工作者也就能够具有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能够有底气去与其它理论形态进行论辩，由此才能防止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记者：马克思主义如何做到既能吸收当代西方优秀哲学思想，又能够防止西方资本主义错误思想的干扰？
　　卞：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讲过，要吸收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此次座谈会上，他同样援引古今中外诸多伟大思想家的事例，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并强调指出，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
　　就我学习哲学的体会，无论古今中外，好的、经典的哲学观念都具有超越时空的恒远价值，原因在于，这些哲学观念都是着眼于心灵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构，尽管他们给出的方案不同，但是均能够使人们在探索新的道路时得到启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古希腊思想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他借助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阐发自由意志的价值。恩格斯在其成名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通过考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思想，得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乃是为私有财产辩护的阶级属性，实质上掩盖了对于劳动阶级残酷剥削的事实。我们还知道毛泽东喜欢阅读中国传统文化著作，从中洞察人类历史兴衰存亡之道。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该敞开胸怀，去拥抱包括西方思潮在内的不同文化资源。特别是对于当代西方思潮中涌现的观念论、实践理性、公共理性、交往理性等概念，以及对后形而上学主题、共同体价值、崇高和美德的探询，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有益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可以与西方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一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时代性课题贡献力量。
　　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错误思想的界定，不可简单武断地通过偏好来断言，而只能通过相互辩驳和对照，在论争中获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价值的认肯。同时，也唯有通过理性而不是感性偏好才能真正祛除西方错误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社会背景下，正是在与不同的社会思潮的不断论争中确立了话语权，在批判现存社会中不断证得其核心价值诉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同样应该有信心去通过辨析、讨论、商谈、对话，进而达到去伪存真的目标。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时代，试图通过掩耳盗铃、固步自封的方式进行理论研究最终只会自欺欺人。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坦言，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始终存在着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对良善生活的期望以及对社会建构规范性基础的寻求，而这也同样是西方诸多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共有的主题。这些年我试图在康德与马克思、罗尔斯与马克思、科恩与马克思之间进行对话沟通，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呈现马克思主义强大的契合时代的理论生命力之所在。我也在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情的同时，不断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回到费希特，因为我相信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始终保存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确立的真正价值源泉。而德国古典哲学也能够对如何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启发性思路。
　　记者：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融合？
　　卞：据我个人的学习体会，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具有核心价值地位的是仁爱精神、信义规范和至善之道，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重要理论契机。
　　仁爱要求关注共同体价值，强调主体间关联而不是一己私利。我觉得在以往的传统文化研究中，对这一维度的阐发是缺乏的，更多的是强调爱而非仁，实际上仁乃是更契合当代的一种公共理性精神。
　　信义是为个体与政治行为设立限度的。以往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多的是着眼于个体行为的信义规范问题，我觉得存在着不足。当前，传统文化中的信义规范对于制度建设同样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至善理想是对于最高善的一种信念和追寻。《大学》有“止于至善”之语；孔子曾感叹“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都是对于最高价值目的的向往和追寻，我把这种追寻看作是非宗教式的价值信念。作为世俗存在的我们，要在持守仁爱和信义的基础上，相信和追寻至善理想，并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本。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三个面向涉及到个体、社会、国家、制度以及未来生活的多个层面，个体道德和制度伦理均需要这些核心价值来规范、指引。
　　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仁爱精神、信义规范和至善之道，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心、人性和社会秩序的建构理路。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一种解放实际上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本奴役、物化劳动，实际上最终呈现的是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心觉醒和公共价值的践行，以及担当家国天下重任的高远理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一道，共同指向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当代中国构建正义与良善的心灵秩序和社会秩序进行奠基。同时，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能够为重建世界秩序作出重要贡献。这也是提升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路径。
　　记者：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呈现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卞：首先需要明晰“指导思想”的内涵和边界。指导思想的根本内涵是确立一种价值指引和范导性的原则。具体到马克思主义来说，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采用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其根本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那就是实现人类解放。而人类解放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把人的世界还给人自身，亦即确立人自身就是目的。由此观之，所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实际上是要求无论在个体行为还是制度设计上，均要着眼于人是目的这一根本价值旨趣，这也就要求不能把人仅仅当作手段，不能用物质发展代替人的发展，更不能把人当作物来对待。在制度层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也要服务于人，创造优良的制度来保障人的平等和人格尊严。
　　也因此，指导思想在根本上是一种规范和引导个体或集体行动的价值指南，具体的改革和创新方案在此指引下才有意义。许多人把指导思想看作是教条式的论断，认为有指导思想就会限制创造力，这样的认识是偏颇的。
　　同样的理由，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根本不存在鸿沟和隔阂。我们做马克思主义研究，无非是为了呈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和根本精神，而我一直坚信，理论的生命力体现在其确证和提升人的存在价值上。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便是道德和政治哲学，其中探询的恰恰是多年来被忽略的重大课题，亦即如何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公平正义。这在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始终有缺失，如今的理论研究直接带动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汲取了否定的辩证法思想，进而采取革命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社会变革，毛泽东大体上继承了这一阶级斗争的思想进路。这种通过阶级斗争来消除社会矛盾的做法实际上带来了诸多问题。后来，邓小平立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运用高明的政治智慧采取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改造现实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伟大建设成就。如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直接促进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具体行动，促使我们更为关注社会平等、权利保障和文化软实力，这些都是无法通过摧枯拉朽、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方式来完成的，而只能通过缓慢的社会改革，通过对话、协商、宽容甚至妥协来实现，这些都与相关的理论研究密不可分。
　　记者：请您谈谈习总书记的讲话对于广大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意义。
　　卞：除了前面谈到的在指导思想和更为宏阔的主题上，习总书记提出了诸多具有指导性的意见，我简单谈一下他的讲话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具体意义。
　　一是告诫。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告诫我们学术研究者，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真学问。我觉得制约当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急功近利，总是力求快出成果、早出成果，这也导致生产出太多没有经过静心雕琢打磨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中的“独断论”倾向还比较普遍。同时，太多的项目课题，一方面让理论工作者具有了基本的研究条件，另一方面又让学者们在被催促和赶进度中拿出并不成熟的研究成果。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制度设计的问题，需要我们反思。我们可能都了解，马克思1849年定居伦敦，在大英博物馆专心阅读，写下了大量笔记、手稿，直到1867年才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曾如此感慨马克思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他的这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于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尚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都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
　　二是提醒。习总书记还提醒我们明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批判物化的人类境遇，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获得人性尊严，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以此为导向，追寻真理和道义。我也想起西方学者萨义德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学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纵观马克思本人一生，其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揭露和批判，对人类解放的执着坚守，正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为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为坚持普通民众、为底层百姓、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他们找寻制度保护，为他们张扬公平正义，为他们谋求安康幸福。同时我们也要有超越性的价值观念和情怀，不为世俗名利所惑，不为眼前得失所困。
　　三是期望。习总书记期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有更大作为。所谓质量，所谓大师，无非是在关乎人类发展的根本价值课题上做出既有继承性又有创造性的解答。破解习总书记所言的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困境，一个根本出路在于理论研究应该坚守平等、自由的核心价值取向，善于融贯会通不同的理论资源，直面时代性和人类性的问题，敢于追问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勇于深入触及人生观、世界观的重大疑难问题，从而使得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理论研究成为重建心灵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基本价值规范。
　　记者：请卞老师谈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卞：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雄厚的实力，多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面向未来，我觉得山东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主义研究应该朝着特色更加鲜明、重点更加突出、优势更加明显的方向努力。我有几点建议：
　　首先是要把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究、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色不断做大做强，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研究中，扩展研究视界，比较、探索社会主义的多种表现形态，辨析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东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内涵，探索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根本价值原则，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革创新的方法和道路，同时反思全球化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的经验教训。
　　其次，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如何结合时代价值不断更新传统文化内涵，乃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大历史使命。正如前面所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有着诸多共享的思想指向，能够共同为当前改革开放时代探索根本的规范性价值。马克思主义也在与传统文化的相互结合中，不断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找到既契合民族文化土壤又能够与时代精神进行对话沟通的发展路径。无论是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对话，还是与不同政治制度对话，抑或是与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话，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应该抱有平等、尊重的胸怀去探索道路、解决问题。我相信，只有保持多元互补而不是唯我独尊的心态，才能充分利用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以及国外学术理论资源，才能更好地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地位和时代价值。
　　最后，我们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更为高端和长远的规划。一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是否可以建设具有山大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智库，涵盖政党理论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统一战线、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与师资培训、传统文化等内容。二是，需要我们扎扎实实、静下心来去收集、整理、编订、解读相关政党政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历史文献和当代研究资料，建设一个具有鲜明山大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数据库和人才库。这可能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夫，但是对于文化传承来说，是非常值得的。为此，可以与国内相关重点建设单位开展合作，共同推进，形成规模。三是，大力开展对外（不同国家间、不同政党间、不同意识形态间）合作和交流，请进来，走出去，定期举办不同政党间、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间、不同意识形态间的高端论坛或峰会，开展论辩沟通，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对外合作与交流的窗口，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价值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四是，建设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实践教学和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成果，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和未来，都需要我们通过直观的方式来感悟和辨析，无论是在红色革命根据地，在现代化的农村和工厂，还是在马克思的故乡或欧美的校园，都有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种，应该鼓励大学生开展社会调查，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人才，同时建设国际化课堂和学术交流机制。据我观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具有丰厚的思想资源，值得我们下工夫去借鉴、吸收。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面向时代性和人类性的问题，面向当代中国的深层社会变革，面向世界社会主义和政党政治发展的实际，面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学术理论资源，就一定能够为建构人类命运和价值共同体作出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