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 - 《中国人民大学》报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孟于校友采访手记
作者:■陈伟杰
本文讲述了孟于老师的人生经历,通过讲述她的爱国情怀和对文艺工作的执着,以及在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工作,表现出革命人的青春永驻。孟于老师年过九旬仍然保持健康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见到孟于老师之前,我们怎样也想不到一位93岁的老人竟有如此健康的身体和矍铄的精神。
孟于校友是四川成都人,1922年出生,1942年毕业于延安鲁艺音乐系,曾是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演员,是早期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之一,也是电影《白毛女》部分配唱者之一。建国后,参与创建中央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艺术处副处长、副团长、党委副书记。
从血与火的年代走过来的革命者,经历了战火硝烟,经历了长途跋涉,经历了缺衣少食,在年近期颐时会是什么样子?当我们走进和平里那栋不起眼的老楼时,就有了答案:身材不高,头发花白,一身整洁朴素的衣服,神采奕奕,眉目含笑迎进了我们两个年轻后生。说实话,如果不是事先看过照片、通过电话,没准真会把老人家当成孟老师的女儿。
和平里是北京典型的老居民区,街道狭窄,只有最基本的绿化和物业管理,而孟老师在这里一住就是半辈子。不大的三居室收拾得干净整洁,老伴前些年去世后,只有孟老师和保姆两个人,儿女和孙辈在大江南北,甚至大洋彼岸,孟老师没想过换换地方住。“在这住了50年了。不是没机会换房子,我觉得在这住着挺好,方便。我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骨质疏松,前几个月大夫在脊柱上加了块钢板。”老人轻描淡写地说着,我们才注意到她的背有些微驼,可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实在不像90多岁的人。
落座开聊。“你们想知道什么,就问吧。”老太太是个爽快人。
就从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谈起吧。
我出生在成都一个小康家庭。抗战爆发那年我15岁,在成都中华女中读书。七七事变后,29军奋勇抗敌的事迹激发了老百姓的抗日热情。当时我们这些中学生,组织了很多读书会,在车耀先等老师的指导下读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当时还不知道车耀先是共产党员),学唱爱国救亡歌曲,还走上街头演讲、唱歌,呼吁全民抗战。就是在读书会上,第一次知道了延安这个地方,出于对革命的向往和对全民抗战的渴望,萌生了到延安去的念头。
1938年到1939年,日军两次轰炸成都,其惨状让我对战争有了切身的感受,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仇恨。可是国民党开始镇压成都的进步团体,王云阶等教师因此被捕入狱,街头演讲、唱歌也被禁止,这使得我到延安去的愿望更加迫切。
不知是否因为艺术家特有的感染力,将近80年前的往事在孟于老师口中伴着歌声娓娓道来,我们仿佛也置身于那热血沸腾的洪流之中。
没有豪言壮语,从朴素的爱国感情,到开始自觉的革命行动,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1939年8月,阎锡山在宜川开办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到重庆招生。我从地图上看,离延安不远,就偷偷报考,并被录取。怕父母不同意,悄悄留下一封信,就跟队伍走了。当年冬天,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我们这些学生趁乱离开了学校,带了一个脸盆、一个大饼、一块鹹菜、一盒火柴,向延安进发。太阳快偏西时,我们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一个村庄,找到村长说明来意,他一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欢迎你们到边区来,你们都是革命娃!”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热呼呼的小米饭,真香!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准备马上出发。村长和大娘见我身体虚弱,一定要用小毛驴送我。我们婉言谢绝,他们就是不答应,大娘拉着我的手不放,真是盛情难却,我只好骑着毛驴上延安了。来到边区,就好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亲切、温暖,人和人的关系与蒋管区完全不同。这种深情厚谊,使我终生难忘。
在延安,孟于先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又考入鲁迅艺术学院。在冼星海先生指导下排演《黄河大合唱》,歌声回荡在夜空,撞击着山谷,震憾着每个演员和观众的心。“这种激动人心的情景,我还是第一次经历。通过歌声使我感受到一个青年人和民族的苦难、国家的危亡紧紧相联。《黄河大合唱》抒发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具有震撼人心的无比威力。音乐的力量真是伟大!她教育了我,启发和鼓舞了我前进。”回忆在鲁艺的学习时,孟老师念念不忘冼星海、吕骥等老师的教导,更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鲁艺演讲时提到的:艺术要为人民服务,学员不但要在“小鲁艺”学习,更要投身到“大鲁艺”,即火热的斗争中去学习、去锻炼。这些教导,孟于记了一辈子,实践了一辈子。
说着在延安的往事,哪怕是一日三餐用黄豆和枣度日的艰苦时期,孟老师也是带着微笑,还不时唱两句那时的歌:“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风在吼,马在叫……”,中气十足,感情充沛,让我们依稀领略到当年孟老师在台上的风采,唱到“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几句时,还细致讲解每一句的力度、气息,如何把感情融入歌曲。
1945年8月15日这天我在延安,当时新华社广播日本投降的消息马上传开,人人欢呼跳跃。各机关、学校、市民及工农群众晚上组织火炬游行,敲锣打鼓,没有锣鼓的就敲着脸盆、茶杯。从被子、棉袄里扯出棉花作成火把,人心激动、热泪盈眶,高呼口号:“我们胜利了!”兴奋不已。路旁的小商、小贩中有山西人、河南人等,他们也激动地高呼“我要回家了”,将瓜子、花生、果子、西瓜送给游行的人们吃……为庆祝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怎能不激奋呢?通宵达旦的游行盛况空前。
抗战胜利后,孟于随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转战张家口、正定和华北各地,在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还表演《血泪仇》和其他节目。不管是慰问前线部队官兵,还是到工厂农村向老百姓进行革命文艺宣传,都是一个县一个县、一个村一个村地步行沿途演出。道具设备因陋就简,演出效果却非常好,战士差点拿枪崩了“黄世仁”的故事,就发生在他们演出时。
解放后,孟于参与组建中央歌舞团,并一直在此工作直至离休。在领导岗位上,孟于一直保持着朴素、平和、豁达的风格。她讲起一个小故事:解放战争时,怀来战役前夕,她所在文工团到部队慰问演出,演出间隙,她还热心地帮不识字的小战士写家书、缝衣服。战役结束后,有一次她碰巧又遇到这支部队,她问起连长那两位她曾经帮写过家书的小战士,连长说,这两个小战士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听后,她伤心不已。她说,英雄总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就像这两位小战士一样,默默无闻地牺牲了,连块墓碑都没有留下,所以从此以后,她就很豁达,因为她觉得跟千千万万默默牺牲的人来说,自己已经足够幸运。所以后来有一次团里涨工资,她主动把自己的名字拿掉,把省出来的工资额度分给五六个比她级别低的同志。
说起现在的文艺节目,孟老师直呼“看不懂了,一个个跳舞的露着肚脐,那美吗?有必要吗?我们那时候夯起土就是舞台,化化妆就上去演出,不也很受观众欢迎吗?”孟老师有点“不合时宜”地认为,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应该起到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我去过美国几次,他们对年轻人的‘思想教育’是教堂搞的;仅靠我们学校里的思想教育是不够的,文艺应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离休后的孟老师没有闲着,她组织“文化部老艺术家合唱团”,坚持贯彻“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精神,不计报酬去各地演出,蜚声海内外,受到普遍赞誉。今年6月作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原唱者,她以90多岁的高龄,与“中国三大男高音”戴玉强、莫华伦、魏松以及北京市少年儿童中海选产生的“王二小”三代人同台献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提到这事,孟老师就笑,“我是被他们‘骗去的’,最开始让我给孩子们讲讲当时的情况,讲着讲着就上台了”。
孟于老师对陕公联大有着深厚的感情,校友会的活动都尽量参加。35年前,1980年10月3日,学校隆重庆祝命名组建三十周年,她还表演了节目。这些多年前的往事她都历历在目。就在不久前的9月18日,她还不辞辛苦来学校参加陕公联大老校友敬老祝寿会,并作为老校友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活动间隙,她还拉着学生艺术团的年轻人传授演唱技巧。“再有活动告诉我,只要能动我就去!”爱校荣校之情溢于言表。
两个小时的谈话,孟于老师思路敏捷,语言清晰,把她走过的人生道路和感悟呈现给我们,没有悲伤,只有不时的歌声和欢笑。走出孟于老师家门,我不禁想,到底是什么让她在如此高龄还能保持如此健康的体魄和精神呢?看来只有那首歌可以解释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