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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的“一师”并非部队建制，而是原来位于静安寺附近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全称为“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在我们一师校友口中，“一师”不仅是简称，更是亲切的昵称。当我还在一师求学的时候，就曾听说上海各区县的小学里几乎都有我们一师的校友，这也是校友们常引以为荣的事。而未曾想到的是，我在上师大工作的几十年里，除却同在师大附小共事的几位一师的校友外，依然会不间断地遇到我们一师的校友。
　　我是1962年夏分配到本校附小（那时名为上海师院职工子弟小学）工作的，那时的附小就在如今学思湖畔的北大楼。9月份开学的第一天，我到大学部团委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接待我的是白尔钿老师，当他得知我是一师分配来的，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他也是一师的校友，我们便无拘束地交谈起来。这种师出同门又在同一师门中相遇的感觉如同“他乡遇故知”一般，我初来乍到的陌生感顿时消失殆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逐渐知晓了好几位一师的校友，其中就包括大学部教务处的姚、梁两任处长以及原党委副书记徐宜尔同志。尽管我与他们并无工作上的接触，但这些优秀的师哥师姐们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学习的榜样，前进的动力。
　　十年动乱结束后，一师的祁光路老师调来上师大担任音乐系主任。记得我在一师求学时，有一次学校纪念“一二·九”运动，合唱团高歌《黄河大合唱》，担任指挥的就是祁光路老师；我应邀担任领诵，因而能近距离欣赏到祁老师充满激情大气磅薄的指挥艺术。这以后，我只要在校园里看到祁老师的身影，思绪便会飞回一师，飞回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斗转星移至上海师大60华诞之际，从一师走来且已八十高龄的祁老师作为杰出教授被收入《师道永恒———上海师范大学名师列传》，我闻讯后心中充满无限欣喜，为上海师大，也为一师。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校工会工作了五六个年头。这期间我认识了不少系（部门）工会主席，其中一位便是时任地理系工会主席的黄祥康老师。黄老师是一位谦谦君子，待人真诚厚道，让人十分愿意与其交往。也许是我与他缘份未尽，若干年后我们竟然又做了几年邻居；我退休后还和老伴一起到老年大学报名当过黄老师的学生，聆听过他极具特色且颇有名气的《旅游文化赏析》课……直至前几年，我与黄老师又一次在退管会理论研讨组相逢，在一次外出活动聊天时，两人方知彼此都是一师校友。此时距我们初次相见已有二三十年光景，相见却不尽相知。那次我们促膝长谈，直至夜深人静。
　　90年代初，我到校产系统的上海新康制药厂工作，与国家中成药云芝糖肽发明人杨庆尧教授相遇。我们药厂的同仁们与杨教授的科研团队相互配合，在校领导的统一指挥下，唱响了国家火炬计划“云芝糖肽商品化”这“同一首歌”。我在采访杨教授的过程中才知道他也是一师校友。他是上海师大的名师，是上海师大的骄傲；他是一师的校友，也是一师的光荣。
　　退休后，我参加了校退管会的理论研讨组活动，在这个十余人的小组里竟然又碰到三位我们一师的校友，除了前面提到的黄祥康老师外，还有蒋士逵老师和陶承福老师。他们中有的仍坚守讲台，有的还著书立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与人为善的长者风范，让我收获了许多温暖和感动。
　　在此，我还要提及50多年前与我一同来上海师大（当时的上海师院）报到的另一位一师的校友。我记得报到的那天天气很热，我们乘坐的43路公交车在第八医院掉头，并不知情的我们一起下了车，一问才知道，这里离开我们报到的学校还有好几站路，怎么办？商量后一致决定：节省5分钱车费，大步向前走！于是仗着年轻气盛，我们一路说笑着向前走去了……这段路很长很长，我们走了很久很久……7年后，当我们感到需要相互支撑依靠了，便决定牵手继续前行，一直走到现在。这位一师的校友便是我的老伴，校图书馆的退休馆员张兴玲。我十分感激她这一路风雨兼程相伴至今。
　　而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市民的文化素质要求不断提升，作为中等师范学校的“一师”早已渐行渐远；而刚过甲子华诞风华正茂的上海师大正鼓足风帆驶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我们这些学思湖畔的一师校友十分怀念昔日的母校，更加期盼今天的上海师大未来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