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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之名作《人间词话》（下简称《词话》），其第16则以“赤子之心”之说评李煜词；其第52则以“自然之眼”之说评纳兰性德词。大师手笔之下的读者群体，一定是那些有相当词学素养的人等。不过，即使我这个对词学只有一知半解者，也觉得能从其评语中领悟一二。当我反复琢磨这两则评语后，有一个想法在心中纠结多日，直令我到了不吐不快的程度。这想法是：在李煜和纳兰性德之间，虽说相隔一条七百年之久的历史长河，但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皆因其葆有一颗赤子之心，方能写出以自然之眼观物的即兴之作。既然如此，何不将其二人一前一后地接续起来予以评说，使其人物形象及其词作的博大气象更为鲜活呢！基于此等浅薄之见，拙文就先从《词话》评李煜词之妙言妙语说起。
　　《词话》中引用的“赤子之心”之说，系作者译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叔氏曰：“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盖人生至七年后，知识之机关即脑之质与量，已达完成之域，而生殖之机关尚未发达。故赤子能感也，能思也，能教也。其爱知识也较成人为深，而其受知识也，亦视成人为易。”如果说，作为哲学家的叔本华，他的睿智在于发现赤子之心乃是成就天才者的生理根据，那么，将赤子之心视为成就词人的心理基石，则显示出《词话》作者的才思不俗。
　　正如《词话》第16则所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是否可以这么说，凡是其词作之境界甚高的词人，其成就词作的重要的主观条件，总是和作者葆有一定程度的赤子之心分不开的。不过，《词话》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感受是，作者不是拿苏轼、辛弃疾这几位大词家出来说事，而偏偏是选中了南唐的亡国之君李煜（937-978），则盖因李煜身上所葆有的赤子之心更典型，更有代表性，因而更有说服力。照《词话》的说法，李煜在自己的手中丢掉了江山，这是其为人君的短处；而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则是他成就为词人的长处。这个没有人君长处的李煜，看似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因其志趣在词学上，而且学养不浅，他对一些事情诉诸的情感，真正发自内心，尽管其词作文字朴实，却达到相当深远的意境。以其《相见欢》词为例，该词云：“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其另一首《浪淘沙》词的尾句曰：“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词话》的深湛之处，就在于从这两首词中，选出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和“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两个句子，并给予“神秀”之赞美。所谓“神秀”是指，这两个句子的实际意义，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本篇自身的词意，达到了某种涉及到人生启示意义之境界。
　　合理的解释是，当李煜发现，亡国的大难已然发生时，他习惯地运用自己所专精的词学理论和方法，希望得出一种合情合理的解答。鉴于他平日看到的江水东流不复返，以及御花园里那随春而去的流水落花等，他便将此等情景，同亡国之难联想到一起。因有感而发，读来真真切切。
　　由此可见，《词话》所称颂的“神秀”句子，是指大凡天上人间的事情，都像一去不复返的东流江水一样，纯粹是自然而然的，合乎规律的。兴许正是这一点，人们在读李煜词时，心中就会升腾出一种超越习俗的感受，而这正是李煜词的魅力所在。这里所称的世俗，是和李煜词的纯艺术境界相对而言的。按照习俗的看法，李煜作为一个人君，当亡国之难的悲剧已然发生时，他那种悲情，在其词中即便不好直白，哪怕借用一些含蓄文字，也该有所表达吧。然而，与这种习俗的眼界相反，在这部悲剧中，李煜扮演的角色不是一位人君，而是一位具有纯粹艺术眼界的词人。
　　一个亡国之君，在词体的创造上，能够从以往的诗词那种基调里超脱出来，达到某种相对深沉的境界，这显然不在于他的思想水平和理论素养如何了得，而在于他奉献词体的艺术之心。正因如此，他的眼睛才能看得真实，也能看到深处。恰如《词话》所云，李煜属于那种“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的人。
　　接下来要说到的那位满族词人纳兰性德，会愈发给人一种开怀之感。
　　《词话》第52则云：“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此则文字所盛赞的纳兰容若，即清朝初期的青年词人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因避讳而改名性德，字容若。《词话》文中所说的“自然之眼”和“自然之舌”，若仅就其字面意思，并无费解之处。但若要问：资历不高的纳兰性德，能与北宋那些赫然在目的大词家们比肩，这与他以自然之眼观物有什么关系呢？要解开此谜，就需要了解纳兰性德其人其事。从南唐到清初，期间经历过四个大的朝代更替。李煜和纳兰性德两人，其各自生活的年代、地域特点和文化背景，诚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无独有偶。越过时空之隔，可见他们两人竟有着诸多投缘之处，酷似一对情同手足的挚友。纳兰性德出身于满清的正黄旗贵族。其父明珠的官位晋至大学士、太傅、太师。而这位与政治生活格格不入的纳兰性德，竟然以“德也狂生耳”一语，表达其不肯受世俗观念约束的性格；以“淄尘京国”一语，表达其对官场环境的厌恶和无奈；又以“有酒惟浇赵州土”一语，表达其对平原君这位历史人物的崇敬之心，认为只有向这位虚己下士的平原君学习，才能像无数普通人一样，得以葆有一种真性情。盖因其为这种人格品行所支使，这位完全没有升官发财欲望的纳兰性德，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后生，习惯于骑着马儿，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尽情地观赏蒙古草原的神奇景色，用这种自在自为的生活方式，葆有着近乎脱胎于童话世界的自我。
　　看得出来，王国维先生之所以选出纳兰性德，作为另一位成就词人的典型，也同样是基于其不肯落于俗套的人生本色。所不同的一种韵味仅仅是，在评述到纳兰性德的时候，王国维并不是像评述李煜那样，再次将“赤子之心”之说同样用到纳兰性德身上，而是别开生面地用了“自然之眼”和“自然之舌”的说法。评述同一类型人物，因为用了这么不同的文字，便将纳兰性德这个人物形象的特质鲜明地展示出来了，而这又是王国维的才思不俗之处。
　　如此一来，当纳兰性德的同族人们，大都以征服者的狂喜姿态，在这逐渐汉化的道路上，陶醉于官场权势之时；当那些从明朝过来的词人们，依旧拘泥于呆板的词体格式，而少有创造之时；当一批批的文人们看惯了不想再看一眼的蒙古包，而少有咏物激情之时，却出现了一位词作之情致犹如浩荡的涌潮一样的纳兰性德。在这位年轻词人那双水灵灵的，揉不进一点思想污秽的自然之眼所见之处，将自己的所见所感一股脑倾泻出来，将草原上的一丛丛蒙古包的夜色，尽皆摄入他那气象博大的咏物词中。
　　值得特别赞美的是，这位全凭其自然之眼观物的青年词家，竟然无需借一个典故，却令那简洁而素朴的文字发出了碎金之声。您不妨先听听他那首一句一顿的《长相思》词：“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您最好再听听，他那首字字悦耳的《如梦令》词：“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两首词中夺人眼球的秀句，莫过于“夜深千帐灯”和“万帐穹庐人醉”两句。在这两个句子中，作者分别用了一个“千”字和一个“万”字作为点缀，堪有神来之笔之妙。如此妙趣横生之点缀，却并非出自作者含蓄的文学想象，而完全来自作者的亲眼所见。由于作者用了这样两个既有真情又寓意深远的点缀，那无数蒙古包原本平平常常的夜色，就似乎冷不丁地被引入一种既深沉又壮阔的景象之中。正是这样的一种景象，会把人们自然而然地带到一个浑然无际的，想象不尽的空间，如此可以无穷回味的滋味，可以说要多么美有多么美！任何人读了这样的词作，都不会不惊叹地说：只有写出如此神秀句子的词作，才算得上境界既高，气象又大。
　　李煜、纳兰性德两人成就其为词人的本分所在，给予笔者的感触便是：要想成为一个受人喜爱的词者，除了具备词学理论的基本功底，最重要的一条便是要有一颗奉献于词学艺术的纯净的心。人的内心世界，只有不被某些非分的利益欲望所羁绊，则其明亮的视觉光芒，也就不会被某种思想灰尘所遮蔽。有了这样的主体条件，才能真正进入即兴创作的状态。用普通人的话说，这就叫做有感而发。只有这样的创作，才可能出现言情必沁人心脾、写景必豁人耳目的效果，真正做到语言的即兴和自然。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王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