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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月色是否和先前一样宁静，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那天起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途开始了颠簸和动荡。
　　此刻想起的偏偏是李贺的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作如下解读：大丈夫带兵打仗，戎马半生，封侯自不在话下；读书人甩甩笔杆子，舞文弄墨，哪里有封侯的资格？
　　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国的文化至少在一九三七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割裂了。结果并不是这样，这得益于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家危亡时刻的担当。
　　卢沟桥事变以后，京津沦陷，华北门户洞开，大片土地被占，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高校岌岌可危，如果文化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这场仗，赢了也算输。然而让我们在许多年后依旧怀念的事出现了：三所大学南迁。中国文化史上一场浩浩荡荡的大迁徙开始了，起点北京，暂驻长沙，终点昆明，历时一年多。对于那一群知识分子的南渡，从始至终我们都无法从任何一个角度去临摹其心境，因为人的辛酸一旦和国破家亡挂上了钩就说不清其间的苦了。其后，三所高校在中国的西南一隅安顿下来，取名“西南联合大学”，后来很多人都觉得，那一年在昆明安顿下来的不仅仅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更应该说是一捧文化传承的薪火。
　　战争中的人，首先是一个战士，无论他是拿枪还是执笔，在某种意义上，枪是兵器，笔也是武器。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屈服的群体，他们的骨头有时比士兵还硬。一九三七年的那场文化大迁徙，知识分子从北到南，一路守护着的是整个民族中兴的火种，风尘仆仆，义无反顾。
　　谁能说知识分子就不能以他们的方式为国出力？当一片完整的山河破碎成一张张流泪的脸、一颗颗滴血的心的时候，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小孩、军人和诗人、壮士和病人———都是愤怒的，著史的人甚至都无法用一整部书去盛放这喷薄的感情。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家仇国恨从不生生咽下，更不会憋屈在心里。西南联大的存在，实际上就像一座精神上的兵工厂，从那个地方迸发出的吼声穿过大半个中国，然后在东方迎来破晓。
　　八年,联大不管是学术还是文学，每一个字都像枪子儿一样，形成一道道防御的城墙，珍藏并保护着中国文化的种子。三十年代的月光照在一个个不曾安眠的脸上，联大的先生后来的大师们在一片废墟瓦砾间侧身走过投身于救国图存的行列中，青年学生的热血点燃了西南的天空，那片红，不同于战争的悲情色彩，而是对家国挚爱织成的一片霞。西南联大的校歌后半阙是这样写的:“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我甚至能想象得到，那些人神情凝重地高歌一曲，有着怎样的浩然之气。
　　西南联大的诗人查良铮（穆旦）在《防空洞的抒情诗》中写：“当人们回到家里，弹去青草和泥土/从他们头上所编织的大网里/我是独自走上了被炸毁的楼/而发现我自己死在那儿/僵硬的、满脸上是欢笑、眼泪和叹息。”知识分子一旦投笔从戎从来是奋不顾身的。穆旦后来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担任翻译，随军征战在缅甸战场，无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拼着一条命，留下几首诗，眼见横尸遍野、枯木焦土，也没有丢下手里的枪、兜里的笔和心里的故国。
　　家园废墟、山河破碎带给知识分子的体验更加痛彻。我经常想，南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某个炮火停歇的当口，举头北望，一定会想起卢沟晓月，想起这多年来的流离之苦，想到偌大的中国何以沦落至此。那么，做学问时也一定是心情沉重和咬紧牙关的了。
　　但无论是战时毅然南下，还是战后独自疗伤，一九三七年的那些知识分子，始终是值得敬佩和怀念的，“书生报国”的方式始终是决绝的，即使他们只剩最后一支笔、一沓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