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本书主编向我约稿，希望写一点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东西，我感到有点困难。几十年来，自己也写过一些小论文，出版过几本小书，但让我谈学术研究的方法确实有点困难，酝酿了很久，决定将自己如何选择研究方向的一点心得总结出来，完成主编交给我的任务。
学术研究最为主要的是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点或研究方向。所说的适合自己就是说这些研究点是你能拥有但别的人或大多数人不拥有的资源，这样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真正找到这样的研究方向是要花费一些时日的，也要花费一些精力的。这里我以我的几个研究点为例谈谈如何寻找这样的研究点。
总结自己几十年的一点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西路军问题的研究；二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研究；三是李大钊思想研究。除此以外，也写了一些应急的论文。这几个方面实际上内容也很多，范围也很大，我只是在这几个方向中选择了其中一二个点研究，现在看来这几个点的寻找是成功的。
西路军研究之所以成为我学术研究的首选，是因为它是我们青海民族大学从上世纪70年代末集体调查研究的一个课题，尽管当时参与调查研究的前辈老师们都退休了，但他们留给我们的财富还在，这些财富中既有精神的，更有具体的资料等等物质的。实际上我是站在他们肩膀上开始这一问题的研究的。再加上无论当时的院领导还是今天的校领导都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有了这样的资源和这样的环境，这一方向的研究就顺利多了，几十年来我在这一领域完成了近20篇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其中有三篇论文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全文复印，出版了西路军研究专著两部。也正是有这些前期成果，申报教育部及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并获得立项就变得轻松了，而课题研究、完成过程就是这一方向的进一步研究过程。我庆幸毕业之后就选择了这一研究方向，这是我的前辈老师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研究的方向，这是我能继续研究并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大前提。青海民族大学已经有65年的历史，也有相当多的传统研究优势方向，年轻老师们不妨在这些前辈老师们研究的基础上拓展自己的新的研究领域。
我的第二个研究点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演变史。之所以选择它有这样的考虑：纯粹的中共党史研究，我们研究不过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无论是资料占有，团队力量，学校综合实力等等我们不仅不占优势，而且处在劣势。同样的纯粹的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我研究不过专事民族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专家。但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大学者、大专家不会将精力放在中国共产党一个具体政策，特别是他们不太熟悉的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发展演变史上，这里存在一个研究空间。同样专事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专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则掌握不深，一些问题站在纯理论的角度难以分析，而站在历史角度就便于分析。在这方面我们处于优势。所以我的研究点就找到了一个十分符合我的突破口，从历史角度，特别是从共产国际、联共（布）党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演变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如中共二大提出的未来中国的国家结构由共和制加联邦制组成，本部实行共和制，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成立自治邦和本部实现联邦制。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是如何提出的，民族理论的专家不一定回答清楚。党史专家由于缺少相关知识则更难回答。这就给了我们民族院校的老师们以研究空间。我的近十篇论文就是以此方向为题完成的。有些论文还引起了国家著名专家的关注和评注。而且多篇论文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们（徐世和、李加才旦和我）的学术专著《共产国际、联共党的影响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曲折发展》的基础。
实际上，这一研究点在研究过程中不但拓展着空间，尤其是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民族地区的党史问题上，如中国藏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藏区土地改革问题研究等等，由于这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的空白点，所以，申报的两项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一项教育部项目均获得立项。总结这一研究方向，我感到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准确的定位。很多研究机构和一些著名高校的学者不可能将研究的重点定位在民族地区的党史研究上，而民族地区的一些党史工作者虽然掌握了丰富的材料，但对党史知识掌握的不系统和缺乏必要的学术研究的训练。所以这样的研究就留给了我们这样的大学和我们这样的研究者。
前两个研究方向集中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但我们学校很多专业并不具有这两方面的特色，我们能不能找到其他新的特色呢？回答是肯定的。李大钊宪政思想的研究就充分体现了这点。我对李大钊的研究始于1988年，是为了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写的论文是《李大钊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思想》，之后又写了几篇李大钊的其他思想方面的研究论文。2000年我调到法学系（后来的法学院）工作后，开始上一些宪法类的课程，因此，对中国的宪法史、宪政史相对熟悉一些。我开始考虑在李大钊研究中寻找一个制高点，于是选择了李大钊的宪政思想的研究。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研究李大钊的很多学者对中国宪政史并不了解，他们不可能写出太好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来。而研究中国宪政史、中国法制史的专家对中国近代社会并不太了解，对李大钊更是不了解，也写不出这方面的成果。而我在这方面有这样几个优势：一是我对李大钊的著作相对了解；二是我对近代中国社会相对了解；三是我对中国近代宪法史和宪政史相对了解；四是李大钊法学思想尤其是宪政思想是李大钊研究的空白点，我有研究的巨大空间。于是学术专著《李大钊宪政思想与近代中国社会》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接着，另一部反映中国近代宪法史的专著也写出了，这就是《〈天坛宪草〉始末》。
总结上述心得，最为核心的是了解自己的优势，发扬自己的优势。以已之长克人之短，而不是相反。
周忠瑜，男，回族，1957年12月生，青海大通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现为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科研成果曾获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