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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端淑，字玉映，号映然子、吟红主人，又号青芜子，山阴人，为王思任次女，钱塘贡士丁圣肇妻。她自幼酷爱读书，学问渊博，能明大义，自经史以至阴符、老庄、内典、稗官野史，无不浏览；对于史学尤为精通，又立志博采众长，诗文诸体，靡不涉笔。其诗端庄娴静，饶有高致。其父赞说：“身有八男，不及一女!”王端淑幼时跟兄弟一起念书，聪颖过人。其先生叹息：假如这是男孩，将来“必以文章第一蜚声翰苑间”。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女”，王思任是明万历年间进士，被誉为“才情烂漫”的会稽名士。明亡后他追随鲁王继续抗清，绍兴被清军占领后，终于绝食而亡。“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 王思任的慷慨之言传播天下，世代颂扬，绍兴就有了“复仇之乡”的美称。越文化中的硬气，表现在内重耻辱而时以鞭笞，外重名节而勇于殉道，其同乡祁彪佳、刘宗周、余煌、倪元璐等人皆是如此。有这样的父亲，就不难理解，王端淑的诗文，具有浓烈的家国情怀、兴亡之叹，凝聚着沉痛的时代悲情。她既抒写自身伤痛，也记录世道人心，超越了普通闺阁的狭窄眼界与柔弱风格。王端淑还为明末殉难的节烈志士和忠于明朝的官员，写了多篇传记，其遗民立场，不言而喻。她长于史学，笔挟文采，博览群书，故为时人推重。顺治年间，清廷想请王端淑去宫中给公主、妃嫔当老师，最终还是被她力辞而去。
　　丈夫丁圣肇在明末担任过衢州司李，明亡后他们夫妇幽居山阴老家，家无余资，衣食难以为继。贫与病联袂而至，王端淑夫妇都不时患病。贫困郁邑的日子，丁圣肇以酒浇愁，王端淑则以诗歌抒发忧戚。无奈中，王端淑作为闺塾师和职业艺术家，四处奔波。兄弟们为她的抛头露面略感尴尬，加以劝阻。她以诗回应：家中衣食贫乏，自己不擅女红，只能靠教书和书画谋生。作为当时少有的职业妇女，王端淑当闺塾师，卖文售画，交游面非常广，既养家糊口，也主导家庭的人际交往，替丈夫写诗文，花钱为他置妾，妾亡后替他写悼亡诗。她与同乡张岱和著名戏曲家李渔等是好友，参与他们的诗酒之会，在由男性知识精英组成的文化圈子里获得巨大声誉。
　　王端淑用二十多年编纂《名媛诗纬》42卷，收录800多位女诗人的2000多首诗，于康熙初年刊印。这是女性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诗歌总集，开启女作家选编女性作品集的先河。比如陈素霞此人，本是丈夫的小妾，一个非寻常女子，14岁就有才女之誉，“博览史籍，妙解声韵”，书法女红无不精晓。她的诗“丰姿秀爽，浓淡得宜”，被王端淑选收入《名媛诗纬》。王端淑在其《略传》里说，素霞事夫，“敬顺端谨，八年如一日”，二十八岁就病亡。素霞明慧秀美，柔顺贤良，对强势的一家之主王端淑，显然也很恭谨。王端淑说：素霞的诗“如轻烟袅林，素月出峡，娟秀幽动，亦吾家隽才”。她不忍埋没，遂录其佳句，“使海内才人，知吾夫子有此韵人”。
　　明末文学大师钱谦益，其人文笔出众，久负盛名，应约为众多亲朋好友作序题辞。可是到了晚年境遇十分尴尬，已经处于“两穷”的地步，自述：“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他告诉好友方文：“应酬之文，俄顷可就。若序君集，必酝酿半年始成。”个中滋味，唯有自知。据《钱谦益年谱》载，钱谦益78岁时，整个夏季呆在杭州，名为游玩西湖，实是偿还文债，被称作“卖文之行”。他完成的文章计有：为宋琬作《宋玉叔安雅堂集序》，又为李渔作《李笠翁传奇序》，最后为王端淑作《明媛诗纬题辞》等。
　　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记载王端淑一事，足见其自信自负，才气逼人。当时著名文人毛奇龄为了推崇女子诗才，选编一部《历代闺秀诗作》，但是偏偏遗漏了王端淑的诗作。王端淑对此表示不平，便献诗云：
　　“王嫱未必无颜色，争奈毛君笔下何？”自比汉代王昭君，将毛奇龄喻为汉宫画师毛延寿。袁枚说是“一藏其名，一切其姓”，巧妙用典，表达不平，王端淑才情过人由此可见。
　　在《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遗事》中，引用吴德旋《初月楼续闻见录》：王端淑偕同丈夫丁圣肇，曾一度隐居于明代书画家、戏曲家徐渭的故居“青藤书屋”，过起桃花源式的恬静闲雅的隐居生活。在此期间，王端淑得过且过，欣赏到她崇拜的徐渭许多书画作品，尤其是徐渭的水墨写意花卉，那种奔放淋漓、气势盛旺的风格熏陶了王端淑的笔墨。所以，王端淑擅长花草，涉笔潇洒，天趣抒发，疏落苍秀，具有一种隽逸的清趣。
　　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王端淑的著作有《吟红集》三十卷，《名媛诗纬》、《名媛文纬》、《历代帝王后妃考》、《玉映堂集》、《史愚》、《恒心集》、《宜楼集》、《无才集》、《留箧集》等，均著录于清代王士禄《然脂集》，今已不存。王端淑诗句仅于文人的文集和笔记中散见，从而得以流传其一麟半爪。祝嘉《书学史》中，将其列为清代女书法家予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