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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5日，由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儒家文明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近三十位知名儒学研究专家出席研讨会，围绕会议主题依次发言，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与认识。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认为：儒家传统是源远流长的传统，它对理解西方现代性的启蒙有巨大价值。学界现在关注一个课题，就是西方重要启蒙思想家思想中的儒家因素，比如伏尔泰就是“巴黎的孔子”。他们为什么会提出理性的重要性，并同时在信仰方面留下空间，尽管他们在信仰上基本是反基督教的？在此背景之下，当代中国的儒学创新需要一种认同，就是对所有其他大的文明都要尊重。用儒家来跟基督教对抗，是不对的；用儒家跟西方的现代性对抗，也是不对的。因为西方现代性所发展出来的一些核心价值，实际上也是我们需要的核心价值，比如法治、自由、人权、个人的尊严和理性等等。但是我们近代以来走了一条简单的单线的现代化道路，这就出现了问题。而我们现在走的全球化道路———它绝对是多元多样的，因此有所谓多元现代性的观念。我们现在的这条路，一方面应和西方文化有更深的接触、交流、沟通、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要重新回顾自己的文化，对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有很好的把握。只有这样，把它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才能看到它将来发展的前景，这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所有关切世界文化发展的人，都是一个重大而紧要的课题。康德曾说过，世界的永久和平之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通过矛盾斗争打得你死我活，最后实在打不下去了，而现在核战的问题就使得大家没有办法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是通过一种理念、一种理想或是一种价值使得大家都能够达到认同。而儒家传统，可以成为世界公民共同认可的价值资源，它没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但是它有强烈的精神性，同时它对其他宗教是宽容的。比如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接受了儒家一些基本的人文价值（如仁义礼智信），那么他就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同时并不放弃他作为基督徒所需要的信仰。另外，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人们都开始对人类的存活有了非常深刻的忧虑。也就是人类的存活面临着种种重大的问题：个人身、心、灵、神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心和天道的关系，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等。而儒家在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上资源丰富。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陈来教授表示，中华民族今天的成就是以几千年发展的中华文化为基础的，也是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养育起来的文化能力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以儒家倡导的仁孝诚信、礼义廉耻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套价值体系支配和影响了中国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支撑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主导了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促进了中华文明凝聚力的形成，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历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民族文化延续的意义，更具有满足当今社会价值重建需要的意义。社会秩序和伦理价值的建立不能割断历史，也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在稳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以及文化归属感，有其他文化要素不能替代的作用。几千年来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稳定、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价值传统有些可以直接应用，有些则需要加以改造，根据时代需要重新整理概括，组成新时代的核心价值。目前传承儒家思想需要从中国文明和儒家文明发生的机理、东亚地区工业化的文化动力、文化转型、文化安全和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等方面来解读。文化转型需要两种个努力，一个是谋求现代化，一个是保持同一性。
　　清华大学历史系钱逊教授说，儒学的核心价值是儒学的精神，仁义礼智信或者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怎么理解这些核心价值？儒学或者中华文化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有极大的变化，现在的社会处于市场经济、全球化时期，和古代所处的社会形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学如何适应值得探讨。从文化的角度讲，基督教问题，包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问题，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儒学怎么来适应这种环境，需要对儒学传统、对儒家有一个重新认识。近代以来的儒学发展也需要有总结，要努力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努力处理好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教授谈到，儒家文明与当代中国是关键词，儒家文明可以看成是中华文明之下的一个亚文明，这样定位的话，与儒家文明并列的是什么文明呢？当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讲到乡村儒学，作为民众精神生态的一种判断，有一种声音说，学者反而不如民间，农村里面还有儒学传承。也有相反的一种观点，认为儒学传统在社会已经消失，最重要的是民众文明没有了。到底哪种情况是当代中国的现状，还要做很多工作去证实或者证伪。
　　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彭林教授认为，儒家文明与当代中国实际上是理论和现实的关系，研究儒家文明一定要同当代中国联系起来。宋儒面对其时强势的佛教、道教文化，站住并且发展了，是因为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把儒家生活化，使之走向民间，走向千家万户。那时的家教，为社会树立了典范，建立了家教的范式，在民间推行，尽可能地降低了儒学的门槛。钱穆先生说中国社会有一个正统，儒者深入到民间通过书院等努力去传播，尽管正统不断变动，中国依然是中国。现在在城市里面已经看不到儒家的东西，但是它的根、核在农村还存在着。今天怎么把儒家文化生活化，使之在人身上体现出来，让仁义礼智信变成家庭的一种生活理念、生存方式，是儒学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赵法生研究员提出，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需要重建儒家与生活的联系，重建儒家哲学，重塑政教关系。山东的儒学复兴呈现出一种政、学、教、民同时发展的态势。儒家是中华文明的主流，敬天法祖重生，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儒家文明的复兴或者转化首先要从精神上、信仰上去找。考察近代儒学史，儒家文明原有的一套形态，不能有效地适应现代社会，儒家形态需要现代转型和重构。重建儒家被打破的与生活的联系，一些更大范围内儒家教化的实验，像新加坡、台湾地区等，在儒家传统和现代的连接、重构方面的一些重大发展，可以作为借鉴。研究儒家文明，不能局限于大陆，还要有东亚的视野来进行研究和转化。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廖可斌教授说，儒家文明或者整个古代文化，造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是由地缘政治、社会格局大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并不能单一指向儒家和传统文化。在儒家文明与其他文化传统的相互关系上，不能忽略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要强调多元融合的概念。儒学本身是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体系。儒家注重家庭观念、家庭责任，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局限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梁涛教授说，儒家文明核心或者说血统是经学。儒学的每一次复兴，都是与经学的复兴联系在一起的。讨论儒家文明时也面临着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即对经学重新阐释的问题，一方面要回到历史文本，另一方面又面临当下现状。怎样使历史上的一个思想和今天的当代发生关系，用儒学思想来回应当前的问题，这同时也是对儒学所做的一个现代转化。
　　北京大学儒学院副院长干春松教授认为，中国儒家因素在当代，看上去是断了，但事实上没有断，在很多地方保留了很多东西。儒家文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侧重于文献整理部分，文献整理非常重要。但怎么看待儒家对传统中国的影响，才是体会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大家都在尝试怎样将儒学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如何恢复礼仪生活，其实儒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现在中国很多制度里面有大量传统的因素。儒家文明与现代中国，还可以加一些新的议题进去，要展开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研究，而不仅仅是文化研究。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史都不只是文化史，也是制度史和其他的历史。现在的研究还是过于注重文史化，这是对儒学研究视野的局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践教授说，儒家文明发挥作用，应该积极推动儒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主流意识形态里面包含有多元成分，在融合过程当中要让儒家文明保持当代精英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所能把控的一种文化趋势，在这个阶层的推动下去弘扬儒家传统文化，恢复中华文化的道儒精神，最实际的措施是儒学进学校。现在出现了儒学宗教化和民间化两种趋势。把儒学定义成一种宗教，儒学宗教化，要关注当代社会很重要的政教分离问题，不只是宗教与政治权利的分离，还包括宗教与教育的分离。儒学的民间化，实际是在精英知识分子主导之下进行的，以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眼光来发挥作用。但是过分夸大儒学的作用，而对儒学在当代社会可能不适应社会的方面避而不见，在传播方式、基本价值理念上，都会出现一些和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张丙松整理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