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夏志清说过一句话：“四五年前我生平第一次系统地读了萧红的小说，真认为我书里未把《生死场》、《呼兰河传》加以评论，实在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假如没有这个疏忽，夏先生又该怎样解读、品评萧红及《呼兰河传》？
　　　　　　　　　　　　　　　　　　　寻找真正的萧红
　　萧红生平本事和人生行径存在诸多“罗生门”现象。萧红出生于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还是次日？萧红生父是张廷举还是那个所谓被张姓地主害死的贫农呢？按萧军记载，张廷举还曾对萧红图谋不轨。已成定论的那个欺骗萧红同居的人，是叫汪恩甲还是王恩甲或汪殿甲？萧红是被骗还是自愿和他私奔终至困居东兴旅馆？这个旅馆竟然还叫东兴顺旅馆？被视为爱情经典的两萧结合，是一段英雄救美的浪漫传奇吗？这个美丽传说掺杂着多少并不美丽甚至有些残忍的动机、情节和阴差阳错？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那段理还乱的感情真相究竟何在？萧红和汪恩甲、萧军所生的两个孩子的下落？写下那首千古悼亡诗《萧红墓畔口占》的戴望舒有没有参与萧红的送葬？
　　已有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对萧红及其小说的解释与判断，准确性、精确度究竟有几许呢？关于她的爱情婚姻悲剧，不是归罪于封建家庭、时代动荡和遇人不淑，就是对“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过度阐释。这些当然是重要因素，但有类似遭遇的作家不在少数，民国时代女人也有两万万，为什么萧红如此悲惨？这些说法遮蔽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命题，妨碍了对人性深处的幽暗面作进一步探询，萧红自己及其性格中的不和谐因素乃至心理层面的某些不健康因素，到底起多大作用？是否更应该寻找那些独特性的因素呢？
　　在萧红评价史上，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胡风《〈生死场>读后记》和茅盾《〈呼兰河传>序》厥功甚伟。没有这三文坛大腕的褒扬，萧红是否能获得现在的文学史地位？然而三个大腕的评价，是否准确把握住了萧红小说的神韵？近年“萧红热”中女权主义理论大显身手，和鲁胡茅有什么本质差别呢？
　　“萧红之所以成其为萧红的东西”、《呼兰河传》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被遮蔽。迄今为止人们关于萧红小说独特性和独创性的解读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很多“定论”经不住推敲。现代文学既有研究范式在赋予萧红以文学史地位、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也有意无意成为限制萧红小说研究的话语牢笼。
　　　　　　　　　　创伤与退行，孕育幻想与诗性智慧
　　有一个基本事实：文学作品和研究文学作品的那些理论、概念、思路是两码事。
　　创伤体验之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在现代文学作家群体中较为常见，但萧红创伤体验及内在转换的独特性和罕见性在于，她是用“退行”的方式实现了艺术创造。
　　创伤体验的转换，尽管无法改善她现实生命中的苦痛，却为她开辟了一片独特的艺术领地，引导她最灿烂的生命之花在一个虚构的时空中绽放。尽管我们几乎不可能寻找到可靠的心理学数据乃至精神病理学证据，来说明萧红人生行径在多大程度上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典型退行，但她短暂生命中少于世故乃至不更世故的率性、天真与不计后果，足以说明她应对社会万象的能力和成熟度远远低于她的同龄人，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高智商的人。萧红在应对和处理社会事务尤其是爱情事件的过程中，显得那么稚嫩、天真、盲目、草率乃至弱智，足以印证她的很多行为已经具备“退行”的主要特征。从萧红所遭受的几乎持续不断的创伤经历来看，从她在生活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诸种退行症兆来看，实然世界中的挫败、痛苦和困局，已经在她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筑起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墙，使她几乎丧失了大部分应对困难、抵御风险的能力。当无力回天的挫败经验，最终吞噬掉她力图改善现状的意志时，幻想乃至妄想很可能就成为最后的防火墙，幻想乃至妄想的防御力量也就会积极寻找宣泄的渠道。在萧红而言，幻想乃至妄想的最积极形式就是文学艺术。当萧红借助于小说艺术返回内心、返回自我的时候，一个可以暂时消解现实苦痛，乃至可以超越不可战胜的现实高墙的幻想世界，就悄然出现了。萧红退行行为中的积极防御能力，以艺术世界中的幻想升华，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创造性回归：她借助于小说艺术，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个表达存在、并使身心得以诗意栖居的场所；在这个幻想的世界中，她不但克服了在现实世界中的挫折感和溃败感，更实现了自我本质的确证和自我精神优势的展示。萧红的退行行为异于常人并远远超出常人之处在于，她将退行行为中的积极能量转化到了艺术的世界，退行行为中的积极防御措施激活了她生命中潜藏的天赋力量，最终转化为撼人心魄的艺术创造能力。
　　　　　　　　　　“只有不确定和未知的世界里才有天才的位置”
　　退行行为给萧红带来的，不仅使她能够暂时脱离日常生活世界的苦痛，躲进自由而纯净的文学世界，以求得心灵在幻想空间的短暂休憩，获得缺憾的弥补与生命的平衡；而且还使她较少地避免了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带给文学本身的种种异化，从而使她能在文学的更为本源的意义上实现生命与精神的自由绽放。
　　萧红小说艺术世界的独特性和独创性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对萧红小说尤其是《呼兰河传》的阅读体验，我认为是退行行为为她提供了一个返回本源和发生意义上的文学创生路径；她的难以被整饬和规训的天然生命力与艺术才华，历经生之苦闷与折磨，终于在“诗性的智慧”的本源和发生层面上，无法遏制的绽放开来。诗性智慧和创造性直觉，不是通过纯粹理性、历史理性、实践理性以及判断力的精确方式重现，而是凭借类似于原始意义上的那种巨大的幻想能力，诗意地把握和再造一个超越琐碎实然世界的贯彻人的创造本性的世界。根据我的阅读体验，萧红小说无疑应当属于这种诗性智慧和创造性直觉意义上的“重现”形式。如果说《生死场》的残忍叙事背后已经包孕着原始意义上生命力的坚忍、丰富和深刻，那么从第十一节“年盘转动了”开始的抗日主题和情节的置入，就以略显突兀的方式将萧红的幻想力重新拉回到实然的现实世界，无拘无束的艺术创造力必然也要遵循现实世界的规则。可是到了《呼兰河传》，萧红生命和精神世界深处的幻想能力，彻底地回归到了本源和发生意义上的文学创造世界。
　　黑格尔尝言：“诗是原始的对真实事物的观念，是一种还没有把一般和体现一般的个别具体事物割裂开来的认识，……诗并不是把已被人就其普遍性认识到的那种内容意蕴，用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按照诗本身的概念，停留在内容与形式的未经割裂和联系的实体性的统一体上。”萧红小说的独特性和独创性，正是以一种未被割裂的“诗”的方式，实现了文学创造力的自我确证要求，而且通过“诗性的智慧”实现了文学创造乃至人的自由禀赋。
　　萧红不但是维柯意义上的“诗人”，也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诗”的创造者。
　　萧红的小说尤其是《呼兰河传》），是汉语文学世界的一朵奇葩。尽管这是萧红根据她的现世经验而绘制的一个诗学的梦想的世界，谱写的一首凄婉而残酷的、幻象的挽歌，但是萧红却在这个梦想的世界和幻象的挽歌中，让平凡琐碎的现世经验世界大放异彩，让我们几度蒙尘的诗性智慧和创造性直觉被唤醒，去遐想更高的意义、更深的目的和更纯的人性。
　　《呼兰河传》蕴藏着一种具有普遍性力量的艺术通感，即触发和唤起人类经常遗忘的原始意义上的精神遗迹的力量。这不但赋予了萧红小说自身以独特性和独创性，而且为我们现世的文学世界开辟了一个陌生然而又是那么熟悉的独特文学理想国；更重要的是，它能启迪我们在这种艺术通感的体验中，遥想那久已失落的人类童年时代未被异化的生命创造力，如何再次回荡在我们的内心世界。
　　维柯说：“后来的一切哲学，诗学和批评学的知识都不能创造出一个可望荷马后尘的诗人。”萧红也是唯一的，不会再有一个可望萧红后尘的类似的“诗人”出现。我们所渴盼的是：人类社会中潜藏的生生不息的、渴望完美的存在冲动，总是时时回首早于文明的轴心时代就已存在并绽放过的那些原始的生命创造力和巨大幻想能力，而且会以崭新的形式重演着“诗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