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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河，又称减水河，是用来排泄运河异涨之水的河。明清时期，在沧州开挖捷地减河、宣惠河，并倡导利用减水之泥水淤盖瘠薄的碱地。但减河水涨时，常常在固定的区域决口，不能冲淤瘠薄的土地。由此便引起民间私自筑堤与偷掘堤坝的纷争。
　　山东临清至天津段运河，明代称为卫河，清代称为南运河，是由卫河下游渠化而成。卫河发源于河南卫辉百门泉，流至临清河道多有浅涩，明清时期引漳入卫、引沁水入卫，致使卫河水量大增，伏秋容易盛涨。为了通漕保运，政府除了修筑堤坝外，还开挖减河宣泄运河洪水。所谓减河，“减少运河之水，运河之支河也”。减河多为人工开凿，或是利用自然河道，排泄运河盛涨的水，是运河的辅助河道。自隋代始就有减河，后来历朝历代又有新开凿的减河，可以说减河对于运河的畅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南运河上的捷地减河与宣惠河自明弘治初，因卫河泛溢于东岸，“别开二河，置闸泄水，以分其势。一在州南十里，一在州北四十里，后因以东地处洼下，河身又不能容，滨河、田稼屡遭淹没，旋塞之”。所说的两减河一为捷地减河。雍正四年（1726年），重新挑通捷地减河，设立闸口，而宽八丈安闸，五孔墙内有金刚墙四堵，每堵厚五尺，共占去二丈，净面口止六丈，“运河水七分，提闸一孔，减河水半槽。运河水八分，提闸二孔，减河水平漕；运河水九分，提闸三孔，减河水与两岸相平”。百姓日夜看守闸，水涨水落开闸闭闸，完全由人操纵，减少水患。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为减轻天津水患，将石闸改为滚水坝。在减河口设闸，是为“泄运河之盛涨，非同闸座启闭，兼借以蓄水也。且现今闸座皆高出河面数尺，当水浅之时，既不借闸板之节蓄。则水发之际，又惟赖减河之畅流。其理本属显然，况闸口原不甚宽，每口又有鸡心墙间隔，使水势不免壅滞”。但天津道宋将“龙骨石落下三尺五寸，运河水至四分即行过坝口。太低直吞运河，减河实不能容。减河年年漫溢……数十年来，陈水未去，新水又来，河南、河北减河下游，六十余村行粮地亩便成汪洋”。后将龙骨石提高，才免水患。宣统三年（1911年），将滚水坝改为溢流堰。宣惠河为沧州的另一条减河，乾隆五年（1740年），南运河东岸如吴桥、东光、南皮、盐山、沧州等六州县的积水，向西则阻淤于运河河堤，向东则会淤积老黄河。原有王莽河、沙河、漫河可以排泄积水，后淤成平地，使得六州县的积水无处排泄，霪雨数日就会成灾。前督臣孙家淦“从吴桥县境内起新开宣惠河，自西南而东北由沧州之石碑河以达于海”，此河为运河东岸泄水的必经之地。宣惠河没有别的水源，惟上受七十二连洼沥水，“既无交通之变，更乏灌溉之利，又常因运河东岸决口注入该河，往往漫衍溃决田庐淹没，故东南沧三县均被其害”。宣惠河与捷地减河同为南运河上的两条减水河，但所引起的社会反应却是截然相反的。二、筑堤与决堤之纷争乾隆五年(1740年），东光一带沥水及连镇以南运河溢水，皆“由范家堤溢入沧境，而沧境地势洼下，低于范家堤者数丈，以故李皋业家及东南、东北一带村庄，历年被害，而大讼迭兴”。每当东光一带大水，洪水便从范家堤溢入沧县，致使沧县水患不断。沧县为防止水患，便偷筑范家堤，而东光一带亦害怕运河水通过范家堤溢入东境，往往会偷掘沧县堤坝，致使两县斗争不断。同治初年，知州项桂轮奉命挑竣宣惠河下游，竣工后，禀请督宪。督宪谕令：“沧东沿河居民不准偷掘堤岸，以邻为壑……”但一遇大水，东光县就会抢挖堤坝，将水泄入到沧县境内，如同治十一年（1873年），宣惠河大水，“东光恐宣泄不及，即抢扒北堤移祸沧县，以畅其流”。地方政府的立场在县与县之间的争斗中，有着关键性作用，如光绪九年（1883年），宣惠河大水，东光县人偷掘沧县堤坝，却意外致使数十人落水而死。朝廷为了解决这个事情，便想在宣惠河北岸范家堤建灰坝，沧人得知建坝之令后，“各村男妇老幼齐赴范家堤，嚎泣跪抗不扒堤，监修者无如之何？知州赵秉恒有恶于沧人，隐派亲信遍谕各村，皇上已收回建坝之命，乡民信之，各归村落。赵寅夜率二百人偷掘范堤二十余丈。”当村民得知此事后，已经于事无补，只能听天由命。
　　但捷地减河却与宣惠河的命运不同，在开挖捷地减河以前，勘察两岸土地状况，“查减河左近利係洼下，荒碱之地，即未开减河以前，田地常在水中，费十万帑金得不偿失”。但自减河开通以后，减河两岸的盐碱地得以淤肥。从沧州地区土壤概况就可以看出，第四区“凡沿运河一带土皆沙质，谷蔬皆宜，凡临减河之地，土壤皆佳”；第五区位于中部“自减河以南至七里淀原为卑隰不毛之地，后经运河连年决口，淤成膏腴”；第十区位于东北隅，“地近海滨，势极低洼，向受水患，惟上游沿减河岸西，屡经河淤，变成沃壤”。并且沿河两岸，“东岸自李天木、辛庄以北至大吴庄西岸之严镇台大寺等均为减河决口淤成沃壤”。自乾隆初，减河向南溃堤决口次数较多，遂将减河南边的土地淤成良田，在此后数十年里，“南堤溃则淤南，北堤溃则淤北。减河两岸附近的村庄的田地由碱污变为膏腴者，不知凡几”。“且闻此次小杨庄决口，实系冯罗屯及小杨庄居民所私行掘开者”。为什么要偷掘堤坝呢？小杨庄地处多为盐碱低洼之地，后同治十年，运河在此处决口，碱卤之地皆被淤肥，但套堤之内，有很多洼坑，填平又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通过借运河水淤肥这种方法，即省力又实惠，很快就可以将土地淤肥。像小杨庄碱场往年地价不过三千文一亩，自同治十年（1871年）决口挂淤后，每亩可值三五十千，此沿河居民所共知者。为获得淤地之利，捷地减河两岸多不修筑堤坝，并且会人为地去偷掘堤坝。三、民间水事纠纷原因探析南运河流域地势低平，主要是通过加固加高堤埝方法，以保护运河。然后，由于河床不断淤积，堤防也愈筑愈高，诚如魏源所云，“强之就高，愈防愈溃，是为无策”，防洪无策，使得运河水势一大，便容易溃决堤岸，给沿线村庄带来灾难。李鸿章曾对直隶地区聚众挖堤的陋习作了透彻的分析：“直隶聚众挖堤之案，多系上游被淹，移害下游，或因河淀盛涨，移害堤外民田……地方官事前疏于防范，失事之后，又以挖堤之犯，俱系被淹情急可悯之民，类多酌量示惩，从宽谅解，以致愚民益无所顾忌，纷纷效尤。此直隶沿河居民，一经水淹，动辄聚众挖地之积习也。”一遇水患，宣惠河流域内的吴桥、东光、沧县、南皮，相互偷掘邻县堤坝。但捷地地区却因减河的决口土地得以淤肥，民间自然高兴，反而不去筑堤，偷掘自己的堤坝。尽管朝廷规定：“盗掘堤坝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故决者罪杖一百，流三千里。因而杀人者，盗掘则减斗杀伤二等。故决者，以故杀伤者论。”但是民间为获得淤地之利，偷掘堤坝事例仍旧不断。
　　南运河上还有恩县四女寺减河、德州哨马营减河和青县兴济减河，但并非每条减河都有淤地之利，恩县四女寺减河也有议淤地之利，但因无处泄水而终止。惟有沧县捷地减河东北直达海滨，又有大段的海滩可以放淤。开挖减河本是一项水利工程，朝廷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维护，甚至会占用民间耕地，但若对民间没有直接影响，大可置之不理。但人有趋利避害的性质，若无利，如宣惠河水患，民间便在本县筑堤，并且去偷挖他县堤坝，由此引起各县纷争；若有利，如捷地减河，民间为获得淤地之力向来不修堤坝，并且会偷掘本县堤坝。可见，在我们去关注运河的时候，运河的辅助河道对一个地区的农业、社会、自然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