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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吨板框式多向模锻液压机的试研工作（6.5万吨多项锻压机的样机）左至右依次为郭焕、
　　聂绍珉、林秀安、王喜绅、孙惠学、张庆


安装800吨下拉式大型立挤钢管液压机样机


　　1967———1977十年浩劫 经受文革考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经历过的人也有各自不同的遭遇和感受。我回忆这一段历史，是从我个人的灾难来吸取文革的惨痛教训。1967年到1977年是我经受文革考验的十年。
住“牛棚”被专政，去工厂劳动改造思想1968年初，学校“临管会”开始搞彻查，6月份，我被造反派投进了牛棚，同时被抄了家。“牛棚”这个比喻并不确切，所谓“牛棚”其实就是牢房。我不清楚为什么被抓，也不清楚被关了将近一年之后为什么又被放了出来。直到1972年东重革命委员会给了我一份平反材料，我才从中知道个大概。材料中说“在清队运动中，林秀安同志曾被错误地以特嫌立案，于1968年6月至1969年4月被隔离揪斗，并采取了严重违反政策的逼、供、信的错误行动，给林秀安同志在政治上、精神上和健康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家属亦受到牵连。经复查认为，将林秀安同志列特嫌立案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完全错误的。而将同志当敌人进行专政更是极端错误的。这一事件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执行叛徒潘复生反革命路线的后果。为纠正错误，挽回不良影响，对林秀安同志给予政治上平反，撤消专案，恢复政治名誉”。这里提到的“逼、供、信”以及各方面的严重伤害都是事实。在“牛棚”里，我被批斗、追查、提审的次数多得数不清。每一次押到门前，就开始弯腰90度，表示低头认罪，直到审讯完出门都不能直起腰。这种姿势经常要持续数小时，有时一出门就瘫倒在地上，缓一段时间才能爬起来。这种长时间的体罚，使我的腰部严重受损。他们还对我实施“车轮战”：白天上、下午要开不同形式的批斗会和陪审，晚饭后又开始了两班倒的通宵夜审，黎明前刚回到牢房，还没入睡，外面值班的看管人员就高声叫喊着让我起床。这样不到两天，我已经全身浮肿、小便困难、神志恍惚，要靠吴吼帮我才能喝口水、站起来。
　　1969年，我刚刚从“牛棚”的小门走出去，又跨进了工厂的大门。他们让我参加生产劳动继续改造，在车床上倒班，生产调直机零件。我不管什么改造不改造，现在有了人身自由，每天下班后可以回家，比起住“牛棚”，我已经很满足了。
　　下农村“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
　　1970年初，我被安排到梅里斯公社大八旗大队插队落户，目的是接受再教育。由东重下到农村插队的人员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学校的骨干，经过两年锻炼可以回校工作；另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淘汰下来的各类人员，准备将来落户在农村。这种划分虽然不是公开的，但却是大家公认的。那些要在农村落户的人有的是单身，有的全家都去了。我们分散住到了各生产队，后来学校在村边建了一座土房，插队的单身都搬了进去，还可以在这里做饭。
　　我们在生产队天天跟着农民干农活，耕种的时候凌晨两点多就下地了。由于在“插队落户”期间工作紧张、劳动繁重，特别是盖房子和打草，使我的腰病加重，发展成了腰椎间盘突出。在哈尔滨市第二工人医院治疗数月后，直到出院，我的腰部还要用钢架支撑。返校后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身体才逐渐恢复。
　　1971年12月，东北重机学院革命委员会任命我为锻压专业连队连长，我的“插队”生活也就从此告一段落。
　　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再离教学岗位1972年东重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学制是三年。文革期间，东重共开设了七个专业，招收了五届工农兵学生。这几届学生都是推荐入学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统一上课很困难。学生们在学校不仅不测验不考试，还可以造反。学生想去实习，登上火车就走了，我就得去追，他们不愿回来我就通宵陪着他们蹲火车站，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工农兵学员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学习过程中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正常的。其实这些工农兵大学生素质很好，多数是生产第一线的优秀骨干。国家提出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口号，在课程体系上批判“老三段”，搞专业一条龙。东重锻压专业的学生一入学就要去齐齐哈尔车辆厂实习，通过现场教学的方式学习专业课程，再穿插上其他课程。但是，出了张铁生“白卷英雄”事件之后，批判“师道尊严”和“智育第一”的运动又开始了，学生入学考试也随即取消。1976年，全国又大搞“学朝农”运动，不仅教育改革无法开展，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也受到严重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专业主任，要尽力组织起正常的教学活动，还要教好书，让学生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就在这个时候，学校革委会突然提出要我去齐齐哈尔市搞 “路线教育”工作，一去就得两三年。当时我正在上课，还指导73级毕业生的毕业设计，工作量很大。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对党组织的决定表示服从。
　　1976年我去齐齐哈尔市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被分到了二轻局蔬菜公司。蔬菜公司是个大单位，下属基层单位有20多个，包括几个大菜站、副食商店、酿造厂、豆制品厂等等。当时蔬菜公司的下属各单位工作混乱，各方面都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工作队的任务就是要摸清情况，抓住突出的问题，对基层的领导班子进行必要的调整。为了摸清情况，工作队派出的各专案组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跑基层。各基层单位在全市分布很广，我们只能骑自行车一家一家跑，工作十分辛苦。1977年6月，我的腰病又犯了，而且很严重，我是被担架抬着乘火车去刘二堡一个骨科医院治疗的。所幸治疗效果很好，国庆节前我就出院返校了。休养了半年后，我的“路线教育”工作就此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我是在苦难中度过的。我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年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命运。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给知识分子带来了真正的解放和新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恢复正常建设，东重成为国家重点大学1977年国家决定在全国高校恢复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大学学制由五年改为四年。东重的77级新生于1978年2月入学，包括锻压专业在内的9个专业共招收了450名新生，学校发展出现了新的转变。
　　我从“路线教育”工作队回到学校，以十分轻松、喜悦的心情和极大的工作热情重新回到教学岗位。1978年，学校开始招收研究生，聂绍珉和唐景林是我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后来又陆续招了几届，有张庆、孙惠学、郭宝峰、周超、闻广秋等，他们毕业后工作都很出色。
　　与此同时，停滞多年的科学研究工作又重新启动了。徐洪祥一直是我科研工作的搭档，加上几个研究生的劳动和智慧，我们的大型模锻液压机研究项目在1978年黑龙江科学大会上获得了科技成果奖。此外，“650吨板框式结构多向模锻液压机试验研究”项目和“大型液压机立挤钢管工艺试验及动梁速度参数分析”项目分别于1981年和1984年初通过了机械部科技成果鉴定，并双双获奖。
　　此时东重校领导也有变动。马西林同志于1977年11月调离学院。他是创建东重的功臣，是教育专家，有创新意识，并爱惜人才。一同调离学院的还有郭久长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工宣队结束了十年的占领，于1978年7月最终撤离了学院。1981年，学院领导班子做了新的调整，并开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免。李志超同志来院任党委书记。这是一次重要的调整，为学校实现新的转变提供了组织保证。在此期间，我也被提升为机械系主任。1978年，学校开始恢复了教师职称评定工作，我第一批被评为副教授。1986年，我又和黄真一起被评为教授。
　　这一时期与以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校内外再没有什么政治运动来干扰学校的正常学习、生活了。尽管在工作中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感觉不到无形的政治压力，教师们心情舒畅了，可以集中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去，工作效率也得到了提高。每当想到文革期间所失掉的宝贵时光，实在是令人无比的惋惜。
　　1978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东北重机学院被评为全国重点高校，这个大好的消息使全校广大教工兴奋不已。戴上重点大学的帽子，意味着对东重的建设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东重从1958年建校到1978成为国家重点大学，虽然经过了整整20年，但建设的基础很薄弱。文革前的八年由于地处边远小镇，基建投资不足，学校建得很慢，很不配套。如何让东重在建设国家重点大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是我们面临的更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