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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途中看望了陈州（今河南淮阳）知州张方平和被张辟为陈州教授的弟弟苏辙。时张方平作有《读杜诗》，苏轼兄弟皆有诗次韵。苏轼的次韵诗可分为三部分，其第一部分写道：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展转更崩坏，纷纶阅俊髦。地偏蕃怪产，源失乱狂涛。粉黛迷真色，鱼虾易豢牢。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
　　这一段真可谓苏轼一部高度概括的诗史，集中表现了他对以《诗经》（“大雅”）和李、杜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优良传统的崇敬，以及对历史上不良诗风的不满。“展转更崩坏”六句，是针对齐、梁浮艳诗风而言，诗歌的领域越来越狭窄，产生了大量不良作品（“蕃怪产”）。《诗经》的优良传统丧失，诗界狂涛乱涌，浓施粉黛掩盖了本色美，劣等的诗作（“鱼虾”）取代了高雅的诗作（“豢牢”）。苏轼对齐、梁诗风的批判，用语如此尖刻，显然是有感而发。宋初诗坛深受晚唐五代浮艳诗风的影响，苏轼在诗中曾说：“五季文章堕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在《谢欧阳内翰启》中也说：“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息，风俗靡靡，日以涂地。”特别是在苏轼出生前三十年，出现了以杨亿为代表统治诗坛数十年的“西昆体”。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中，对杨亿的为人是肯定的，称他为“忠清鲠亮之士”；但对其不良文风却持批判态度，说：“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可见，苏轼对“粉黛迷真色”的齐、梁诗风的批判实际也是对宋初五代余习，特别是对西昆体的“华靡”诗风的批判。
　　这首诗对李白、杜甫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十分公正的评价，说他们清理了整个诗坛，吸收了各种诗法，两人就像龙舟竞渡，并驾齐驱。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也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宋人多有抑李扬杜倾向，其弟苏辙就颇典型。苏辙在《记诗五事》中说：“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其立论根据之一就是“永王将窃据江左，白起而后之不疑。”苏轼在《李太白碑阴记》中却为李白辩护道：“太白之后永王璘，当由胁迫”，又说：“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苏轼这篇《记》作于从黄州贬所赴汝州途中，“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正是他的夫子自道。他是从“气盖天下”和在诗史上的地位来肯定李白的；当言及忧国忧民时，苏轼也是更推崇杜甫的。他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这里就没有李、杜并提。苏辙所谓“杜甫有好义之心”，苏轼所谓杜甫“一饭未尝忘君”，都是指杜诗中深厚的忧君忧民忧国之心。平心而论，仅从这一方面看，杜诗是胜过李诗的。苏轼兄弟从小受着父亲苏洵的熏陶，认为诗文都应该“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凫绎先生诗集叙》）。苏轼自己作诗也是“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东坡先生墓志铭》）。“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这就是苏轼作诗的指导思想。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苏轼才推崇李、杜，尤其是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