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前我就想写一篇文章，主题是“鲁迅先生的民族复兴思想”。为此还陆续购买了鲁迅先生的大批著作和相关作品，抽空研读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作了上万字的读书笔记。可是，这篇东西至今未完成。何故？面对鲁迅我一直惶恐不安，研究鲁迅我总觉得尚未入门，哪敢轻易著文？！
2013年“中国梦”理念的研究与宣传十分火热，也有人把鲁迅与中国梦联系起来发表看法。2013年6月12日的《中国教育报》就刊载了鲁迅先生的长孙周令飞的文章：《鲁迅的青年心和中国梦》。这给我信心和启发，我坚信这篇文章应该写，哪怕是写一点研读体会。
鲁迅先生一生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并将其融进了生命里。但他很少使用“民族复兴”这个概念，他十分不愿意赶时髦。九一八事变后，也就是鲁迅先生生命的最后5年左右的时间里，“民族复兴”一词因民族危机加剧而在中华大地迅速传播，思想界的反应尤为强烈，可在鲁迅先生浩瀚的文字里，我们只能偶尔看到“民族复兴”、民族“中兴”、中国“复生”等词汇。有时候，他甚至会对随便使用“民族复兴”的言论明确表达不满与质疑。1936年3月，即鲁迅先生离世7个月前，他少有的一次直接从民族复兴出发，用精炼的文字抒发自己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基本态度，以及对民族复兴的梦想与渴望：“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鲁迅先生提及“梦想”的文字则是比较多的，譬如“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等。然而，他对当时中国人讨论“中国梦想”的做法及相关文字，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冷静。当时，“中国梦”一词还未见人使用，人们讨论国家梦想多以“未来中国”、“新中国”“民族复兴”等为题，譬如1929年5月上海《生活周刊》组织的“未来之中国”讨论、1932年底《东方杂志》发起的以“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中的梦想”为题进行的征文活动等。鲁迅先生没有留下参与这些讨论的文字，但他关注了这些讨论。1933年大年初一，鲁迅先生看到《东方杂志》关于“新年的梦想”文字后，写下一篇名作《听说梦》。文章中，他不反对讨论梦想，但他更推崇努力实干的人们，“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样一种将来的现在”。
透过鲁迅先生使用“民族复兴”一词的情况以及对待“梦想”的态度，我们已大致明白了他的基本立场与精神追求，同时也为我们透视他心中的中国梦提供了线索。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无情剖析中国人身上数不清的“劣根性”，但他相信：中华民族“其实是伟大的”，中国人并没有“失掉自信力”，“中国的脊梁”并没有倒塌。“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鲁迅先生始终认为，改造中国，基础性的工作是改革国民性，“扫荡旧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因而“必须敢于正视”，必须“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要知道，“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鲁迅先生把“拿来主义”当作改造中国、复兴民族的必要而迫切的手段。主张不论是敌人的还是友邦的，统统“将彼俘来”、“自由驱使”，“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鲁迅先生热切关注无产者的革命，视其为拯救中国的正途。“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鲁迅先生有一颗青年的心，并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他认为中国青年担负着“数倍于别国青年”的繁重任务，即“鼓舞民气”、“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和造就新时代。中国人经历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
写到这里，我依然忐忑不安。我很担心，我所引用的鲁迅先生的文字可否有断章取义之嫌？而且，鲁迅先生思想的深刻与丰富，不是找几句他的原话能够说明得了的。上述文字若有不妥，敬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