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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诗作305篇。这些诗作不仅记录了先民的社会形态和情感世界，而且保存了大量的山川名称和草木鸟兽虫鱼之名，真实记录了先民的生态环境。这些名物不仅具有本身自然属性的认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先民赋予它们更多的情感认知和文化内涵。其中，“植物”群体的大量存现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
　　有关《诗经》植物群体的研究，古人最早是以随经附注的形式表现的。如《诗经·邶风·静女》中“自牧归荑”的“荑”字，毛亨《诗古训传》解释为“荑，茅之始生也。本之与荑，取其有始有终也。”郑玄《毛诗古训传笺》进一步解释“茅，洁白之物也。”这些文献不仅描绘了“荑”的类属（“茅”的一种）、形态（“茅”萌芽之后的样子），而且指出诗人运用“荑”的用意（有始有终）。三国时期，相关专著开始出现，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据丁晏校本，陆著中记有草木类91种，鸟类23种，兽10类，水族类10种，虫20种，共155种。其后，此类专著不断涌现，如明代毛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清代徐雪樵《毛诗品物图说》到今人陆文郁《诗草木今释》等。这些研究传统和成果都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属性而言，《诗经》中的植物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陆生植物和水生植物。前者如“桃”、“桑”、“杨”、“荑”、“茅”、“蓬”等，后者如“蒹葭”、“菡萏”、“荇菜”等。其中，陆生植物的比重大于水生植物，这与《诗经》所记载诗歌流传的主要区域有关系。从《诗经》所收录的“国风”来看，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包括今天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山东中西部地区。这里的地理特点以平原和丘陵为主，水网构成较少；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渔猎方式较少。先民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影响了《诗经》的创作视野。
　　《诗经》的植物大体有以下三种功能：第一，记录诗人的时间标志。如《小雅·采薇》中，以“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刚止”来描述诗人所处时间的变迁。“薇，山菜也”（陆玑《诗疏》），即今天的野豌豆。据《毛诗古训传》云：“作，生也；柔，始生也；刚，少而刚”。诗人以“薇”萌芽、嫩苗到抽枝的生长态势来代指时光的流逝。这种艺术手法深切的影响了后世民歌的创作。如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中以 “梅”（忆梅下西洲）、“莲”（出门采红莲）来代指抒情主人公从初春到仲夏对情人的思想。第二，烘托环境。如《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运用对比的手法抒发了主人公的情感。春风拂柳之时，主人公却要离开故乡和亲人，远征他方，内心无比惆怅；大雪漫天之时，主人公终于要回归故乡、亲人团圆，再大的困难都阻挡不住他的脚步。诗人运用“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 《姜斋诗话》上）的烘托手法将主人公的心境描摹毕现。其中，“杨柳依依”是“乐景写哀情”的烘托艺术手法的具体表现。第三，诗人作比起兴的载体。《诗经》中“比兴”手法的使用是十分常见的。“比”，就是打比方；“兴”，就托物抒情达意。如《郑风·有女同车》中就将女子的容颜比喻成“舜华”（“颜若舜华”，即木槿花），就是运用了“比”的艺术手法；《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四句，诗人面对艳丽桃花，咏叹那个貌美如桃花一般的女子是婚配的绝佳对象，就是运用了“兴”的艺术手法。这种艺术手法在《诗经》植物群体的运用最为常见。
　　在对植物群体的艺术观照上，《诗经》的处理也颇为用心。一般情况下，《诗经》中多将木本植物枝干用来比喻男子。如《唐风·杕杜》中“有杕之杜，其叶湑湑”和“有杕之杜，其叶箐箐”二句，“杜，赤棠”（陆玑《草木疏》），即杜梨，是一种落叶乔木。“杕，特也”（《毛传》），即高大的意义。这里用高大的树木形象来象征男性挺拔身姿。而将木本植物的花朵比喻女子。如《召南·何彼襛矣》中“唐棣之华”和“华如桃李”二句，“唐棣，奥李也。其华或白或赤。”（陆玑《草木疏》）“唐棣”的花朵有白有红。不仅如此，唐棣“华如桃李”，红色艳若桃花，白色素雅若李花，绚丽多姿，以此来形容召南诸侯新嫁娘的美丽。
　　《诗经》中植物意象的存现，不仅与当时的物质生产方式有关，更是先民思维特性有关。上文已经提到，《诗经》时期的自然环境适合农耕和种植，先民的衣食住行与植物的关系密不可分，如《大雅·生民》中记载的诸多农作物。不仅如此，植物的生长繁茂不息，给予先民生殖崇拜的现实载体。如《周南·桃夭》中不仅将女子比喻成“灼灼”的桃花，更明确认为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所谓“蕡（fēn）”是指果实肥大将要成熟之时的样子。桃树在结果之时，果实累累，给人以多子的直观印象，诗人以此祝愿新婚女子多子多福。
　　以上简略谈了谈《诗经》中植物意象的几个小问题。学术界有关此课题，主要有高明乾《诗经植物释诂》，潘俊富《诗经植物图鉴》，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等成果可供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