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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在福州大学举行的宗教社会科学年会暨“灵性资本与社会公益”研讨会。会期两天。按照组织者安排，第二天下午会议一结束，我们立即趁着黄昏赶往西郊旗山万佛寺过堂。
　　蓉城西郊旗山与鼓山隔江相望，素有“左旗右鼓，八闽二绝”之誉。旗山万佛寺是1999年经政府批准由广霖方丈筹建的，寺内供奉万尊佛像，因此而得名。万佛寺有内外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等建筑若干。值得一提的是，大雄宝殿供奉着高达数米的七如来佛像（七尊），这似乎在其他寺庙是没有见过的。万佛寺另一吸引人的特色是，寺庙由政府和居士捐资征收了大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正复制四大佛教圣地，兴建了小普陀山大悲楼、小峨眉山普贤阁、小五台山文殊院、小九华山地藏殿。四大圣地集于一地，让善男信女免了舟车劳顿，也增添了万佛寺的景致。
　　然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令许多年没有提笔的我不得不写的，还是“过堂”这个细节。
　　佛门中的“过堂”即“吃饭”，到“五观堂”或“斋堂”用食。“过堂”是中国汉传佛教特有的仪制，将进食视为一种重要的修行方法，在僧团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佛教思想和礼仪的统一。五观之意为：一是思食物来之不易，二是思自己德行有无亏缺，三是防止产生贪食美味的念头，四是对饭食只作为疗饥的药，五是为修道业而受此食。
　　“过堂”是我们万佛寺之行的主要目的。参观只花了一刻钟时间，方丈就带我们进入了“斋堂”。男士坐前排，女士居后。大家关闭手机，静静地坐着。平生从未体验过堂的我因此怀着神秘好奇且急切的心情。
　　过堂用斋时方丈带领大家双手合十，以示虔诚。在众人合手低眉念诵“供养咒”的同时，数名青衣僧人手持木桶，开始给众人分餐。如果需要添饭菜，应将空碗送到桌边，由斋堂服务员添，不可出声叫唤。按照佛门仪轨，众人静静进餐，不得发声，发出声音为不敬。我由此联想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于餐桌上的不同，人家安静，我们追求的是热闹，是狂欢，是酩酊。有人总结中国餐桌文化菜多、酒多、讲究多、应酬性就餐时间多，我看最多的还是吵闹，缺失了一种清静、一种怀有虔诚的清静。
　　过堂有一个规矩，应该左手手指并拢端着饭碗。方丈说这是虔诚也是人与动物性吃相的区别。高官、学者抑或学生立马都听命。可是，我们平常是否忽视了这一用餐礼仪呢？在家庭的餐桌上，在公共用餐场合，与动物性吃相一般样的大有人在。回家的第一餐，我讲给处在叛逆期的儿子听，儿子立即左手端碗，改变动物性吃相。看来，宗教也具有一种道德的力量，它远超说教。
　　除了体验虔诚，还有感恩。“第一要感谢父母，是父母给我们肌肤来享受眼前的物质世界；第二要感谢政府和社会，给了我们一个和平、和谐、祥和的环境，我们眼前的享受才有可能；第三要感谢众生，众生给我们快乐。”方丈这一席话，不是生动的孝的教育？不是我们倡导的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总有一些人认为，宗教与政治背离，与迷信同踪。方丈的话一定能消除这些人对于宗教的误解。于政府于社会，宗教不是敌对者，不必限制或误会人们对宗教的追求和信仰；于个人，它启迪我们，人生成功的关键是做人态度，常感恩是幸福生活的最佳心灵处方，幸福就在当下，常怀感恩之心。没有信仰的人缺乏感恩之心。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净化心灵，约束行为，那将无所敬畏，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做出来的。2008年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大浦镇农庄村农民刘吉桂三兄弟将京珠高速上一台出了车祸的大巴内的44名湖北乘客接到家中，免费提供食宿，一住就是四天三夜，而刘吉桂本人的家境并不宽裕，而这四天却花去了他家积攒一整年的一千多元———这几乎是他一家五口全部的过年钱。据刘吉桂回忆，这些人回去之后，仅有三四个人打电话来表示感谢。如此冷漠，如此寡义，是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的。
　　餐前的仪式不少，真正用餐的时间却很短。每人面前三个碗，一菜一饭一汤。青衣僧人为每个人打理好饭菜。大约二两饭，菜是三个素菜，汤是清汤浮着几片菜叶。要全部吃光，不够可以加，就是不能剩，真正厉行节约。目前社会浪费严重，一些人丢了节约的美德，请客吃饭不多点几个菜似乎不够大方和客气，浪费现象普遍存在，以公款吃喝为主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更是一种腐败现象。一个人一旦获得了这种权利，获得一些个人方面的享受、特许，吃喝不花钱，随便滥用公车，找个理由就出国。这不仅是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的问题之一，也是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亟待解决。
　　这次活动，真正给我们这些教育者上了生动的一课，课程名称是过堂，课程内容和目的就是对人和事物的虔诚、感恩和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