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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


　　高兰最初知道高兰先生的名字是在《青岛日报》上———那时我在青岛一中读高中，每天上学来回路上，途经前海沿太平路青岛日报社门口，常常浏览每天张贴在报社门旁报栏上的报纸，数次见到“高兰”大名。
　　五十年代，我正处在一个虽然还不怎么懂诗、却狂热地喜欢读诗、也偷偷写诗的年龄。我曾用零花钱买过一本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好像是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个版本，一连几天趴在枕头上诵读，在马雅可夫斯基用笔筑起的阶梯诗句上来回奔跑，爱不释手。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上，曾经讲过何其芳的《生活是多么广阔》，邵燕祥的《我们架起了二十二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苏金伞的《三黑和土地》……我听着老师在课堂上诵读那些诗句，惊叹诗人怎么写得那么美，羡慕得不得了，脑子里几乎把诗人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神；可是他们离我太远，遥不可及。有一天，忽然读到高兰先生的诗（忘记是什么题目和什么诗了）和介绍“著名朗诵诗人高兰”的文章，心中油然生起崇拜之情。而且，文章中还说高兰教授热心辅导青岛的学生和群众的诗歌活动，教他们如何朗诵，如何写诗云云———后来听我的妻子说，当时她在青岛十中有过一个朗诵小组，还参加过朗诵比赛，她得的是第二名。有一天朗诵小组在鲁迅公园的亭子里请高兰教授辅导朗诵技巧，那次她还代表朗诵小组向高兰先生献花。此是后话。当时我看到报纸上文章，脑子里闪现的想法是：此刻有一位诗人就在青岛，他是山东大学的教授，就与我生活在同一所城市，近在咫尺，何不请教？于是，我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是如何如何爱诗，也试着写诗，可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诗写好，请高兰教授指教；同时还把自己几年前在斯大林逝世时写的一首悼念诗———当时认为那首诗我还算满意、今天想来只是一些分行排列的押韵文字而已———工工整整抄写在白纸上，附在信中。不久，居然收到高兰先生回信，信封上署的地址是“山东大学中文系高兰缄”，而信纸上的字是用钢笔竖写的，一看抬头，吃了一惊：“杜书瀛先生台鉴”。我这个中学生，第一次被称为“先生”，而且“台鉴”，还是一位我所仰慕的著名诗人对我的称呼，简直惶恐至极，好半天没有回过神儿来。信的内容，我记得高兰先生先是对我鼓励了一番，说：“你的感情是真挚的，这很可贵，诗里面也有不少好句子……”其中一句话使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你有激情，也有一定的写作基础，通过努力，你是能够写诗，也会写出好诗来的，希望你继续写诗。”接着，就说我诗的毛病在于不够集中，结构散了些，抽象叙说多了些。他说：“写诗，得善于把握生活中的鲜活形象，把自己的独特感受放在形象里表达出来。”他还特别强调：“要时时抓住生活中你自己的不同于别人的感觉，只要抓住这种感觉，就抓住了诗。”
　　说老实话，接到高兰先生这封信，使我“飘”了好长一段时间。
　　但是，1957年下半年（或是 1958年初？），有一天听到一个消息使我极为震惊，也极为沮丧，差一点哭出来：高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一时间我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么好的一个诗人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高兰的名字怎么会和“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联系在一起？那些天我像得了病一样，不愿意同任何人说话……我的一个偶像坍塌了！
　　当我被保送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之后，本来很方便向我当年崇拜的著名诗人高兰教授请教，然而，也许是中学时期我政治上极端无知极端幼稚而造成那段精神经历过于沉痛而不堪重负，内心始终很难理解，也无法化解，大学学习的数年之间，竟然一次也没有同高兰先生单独说过话。高兰先生或许记得、或许不记得当年有一个姓杜的中学生曾给他写信请教写诗；我也没有主动提起这件事。有高兰先生的课，我只是上课铃一响，坐在后排座位上听他讲现代和当代诗歌；下课铃一响，各自走人。
　　我印象中，那几年高兰先生讲课时，总是表情死板、呆滞（说得好听一点儿是“矜持、严谨”），不苟言笑。我总觉得他像是带着镣铐上讲台，好似一个精神奴隶。当他讲到解放后的诗歌发展过程时，讲稿中有一段涉及“反右”斗争，他面带死灰，匆匆读了那段文字，眼睛没有抬一下。这时，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但是也有极少几次他显得稍微轻松一点儿，那是有同学要他专门讲讲诗朗诵问题。他破例离开讲稿，讲了朗诵技巧。有一段话我印象深刻，他说：朗诵者要学习戏曲演员念白时抑扬、顿挫的方法和换气的要领，若几句诗表达一个意思时，要一气赶下，速度应稍快；若强调某一句诗，则它的前一句应稍低，念到这一句时声音提高，自然就突显出来。他还强调朗诵时一定要根据诗情，朗诵出波澜，朗诵出层次，不可平铺直叙。有时声音低，听起来印象反而深；若一味高声大嗓、激昂慷慨，甚至手舞足蹈，则反而淹没了该强调之处，费力不讨好。他举过一个例子：抗战时在武汉，有人朗诵鲁迅的《狂人日记》，一路高亢，且手势不断，精彩处反而表现不出来。事后，他对朗诵者说，你不像朗诵《狂人日记》，倒像狂人朗诵《日记》。他还说到朗诵时也得适当控制好感情，说自己有一次朗诵《哭亡女苏菲》，因为感情太激动，竟然泣不成声……这次课后，我从图书馆借来了高兰先生的《高兰朗诵诗选》，星期天在大教室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读。当我读《哭亡女苏菲》时，几次潸然泪下，不能自已。心里越发疑惑：这样的穷知识分子和满身正义的热血诗人，怎么偏偏要“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母校传来消息：陆侃如教授、高兰教授等等“右派分子”，都完全平反了。我过去的疑惑消除了，但是我的心情却更加复杂：一方面，我心里高兴；另一方面，我心里沉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感到脸红。几十年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事啊！大家都应该来想一想：这个世界哪根筋出毛病了？
　　八十年代某一年的山东大学校庆，我回母校时见到了高兰教授，那时他已年逾古稀，脸上露出从未见过的笑容，令我想不到的是，他居然能够叫出我的名字；我眼含热泪，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跑上去同他握手。这是我作为山东大学的学生，作为高兰先生的学生，第一次向他鞠躬，第一次同他握手。看起来，高兰先生精神面貌虽然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但外表却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大一些，显得老态龙钟，腿脚也不那么灵便，脸，有些浮肿。
　　从济南回到北京之后，我长时间不能平静。我找来高兰先生的《朗诵诗选》，也查阅了现代文学史的有关资料，我想重新认识我的这位敬爱的老师，这位赫赫有名的朗诵诗人。
　　高兰其实是他的笔名。他不姓高而姓郭，原名郭德浩，黑龙江省爱辉县人，一半血统是少数民族———母亲是达斡尔族人。高兰这个笔名来历还有一段故事。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三省沦陷，正在燕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的高兰参加北平学生卧轨南下的爱国请愿，投身抗日宣传活动，在《大公报》上发表诗歌《给姑娘们》，鼓动女孩子们换上戎装，拿起刀枪：“我们只有誓死抵抗，希求真正的民族解放。”国破家亡，李煜伤怀故国的词逗起高兰的强烈共鸣。他不再研究“二晏”，而是撰写《李后主评传》，“意借李煜的亡国之痛激励国人奋起抗日”（《李后主评传序》）。郭绍虞和郑振铎两位先生是高兰的指导老师。燕京大学毕业后，高兰志愿到北平义勇军指挥部秘书处工作，结交了许多东北义勇军将领，与其中一位表字“天照应”、名张振武者成为莫逆之友。几年之后高兰先生到了武汉从事抗日活动，一次见到刚从哈尔滨赶来的散文家杨朔，从他嘴中听到了一位东北义勇军将领为国殉难的动人事迹。你道这位民族英雄是谁？不是别人，正是高兰先生在北平时的好友、“中国夏伯阳”天照应将军！于是，他饱含激情创作了悼念英雄的诗《吊天照应》和报告文学《记天照应》，写罢抬头，正好看到墙上高尔基和罗曼·罗兰在莫斯科的合影，随即在诗文后面署名：高兰。
　　正是在武汉时期，高兰先生成为中国现代朗诵诗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现代文学史记载，抗战初期，爱国诗人云集武汉，创办《时调》、《诗时代》、《五月》等诗刊，高兰与冯乃超、光未然、穆木天、徐迟、蒋锡金、吕骥、朱自清等人一起合力倡导和推动诗歌朗诵运动。冯乃超在《时调》创刊号上发表《宣言》，提出要“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它可以说是诗歌朗诵运动倡导者的“宣言”。在武汉的街头、集会上和电台上，出现了诗朗诵节目，这些诗人既是这个运动的推行者，也是朗诵诗的作者。他们纷纷走上广场、街头、集会、舞台，用高亢的声音朗诵自己的诗歌作品。高兰先生的名篇《我们的祭礼》正是写于此时。1937年10月19日，高兰和全国各地许多文艺工作者一起，在武汉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著名电影演员王莹在纪念大会上朗诵了《我们的祭礼》。这既是悼念诗，也是动员民众奋起抗战的诗。次年十月在武汉召开的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又朗诵了柯仲平和高兰的诗。1939年1月15日，《大公报》为高兰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晚会，请他朗诵自己写的那首三百多行的长诗《我的家在黑龙江》。高兰先生激情澎湃：“我的家在兴安岭之阳，在黑龙江的岸上，江北是那辽阔而自由的西伯利亚，江南便是我生长的家乡。……就在那山岗！那田野！那冰川！那高粱红了的青纱帐！一个，两个，十个，百个，千个，万个，……抬起了头，挺起了胸膛！”这些战鼓一样的诗句，燃烧着人们的抗战激情。此后，高兰在重庆和其他抗日战场，写下大量动人心魄的朗诵诗，如《缝衣曲》、《我们的天堂》、《嘉陵江之歌》、《哭亡女苏菲》、《送别曲》、《初冬》、《这不是流泪的日子》等等，诗人方殷，演员白杨、张瑞芳、舒绣文等，多次在电台和群众文艺集会上朗诵他的诗歌。
　　高兰同时是一位著名的朗诵家。除了朗诵自己的诗，也朗诵马雅可夫斯基、郭沫若、闻一多等诗人的作品。他最著名的一首朗诵诗，是悼念爱女的《哭亡女苏菲》。这其中有个令人痛心的故事。1941年3月在重庆，他七岁的爱女苏菲（小名叫小鱼）患了疟疾，他用尽了自己仅有的家财，也没能救活她。高兰先生痛不欲生，把她葬在歌乐山下。第二年春天，小女去世一周年，高兰先生用血泪写下了长诗《哭亡女苏菲》：
　　你哪里去了呢？我的苏菲！
　　去年今日，你还在台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气”！
　　今年今日啊！
　　你的坟头已是绿草凄迷！
　　孩子啊！你使我在贫穷的日子里，快乐了七年，我感谢你。
　　但你给我的悲痛是绵绵无绝期呀，我又该向你说什么呢？
　　高兰先生翻看着爱女留下的遗物：蓝色的书包，深红的裙子，一叠香烟盒上的画片，还有她最喜欢玩的一块小小的绿玻璃……他伏在箱子上放声大哭：
　　姗姗而来的是别人的春天，鸟啼花发是别人的今年！
　　对东风我洒尽了哭女的泪，向着云天，我烧化了哭你的诗篇！
　　诗的最后，他这样写道：
　　小鱼！我的孩子，你静静地安息吧！
　　夜更深，露更寒，旷野将卷起狂飙！
　　雷雨闪电将摇撼着千万重山！
　　我要走向风暴，我已无所系恋！
　　孩子！
　　假如你听见有声音叩着你的墓穴，那就是我最后的泪水滴入了黄泉！
　　高兰先生后来也回忆说，他的朗诵诗中，“被朗诵次数最多的是《哭亡女苏菲》，在我自己被约请朗诵的许多次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中央大学的一次”。诗人在台上泪流满面地朗诵，听众在台下为之潸然泣下，许多人痛哭失声……这样一位诗人，1957年竟然被打成右派分子。
　　但是，平反之后，他还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遂愿。
　　我感慨，我们山东大学的校长、教授，大概是全中国最“革命”的校长、教授。华岗被打成反革命，不改革命初衷，在狱中撰写美学著作。成仿吾被打断两条肋骨，挨斗时还要纠正红卫兵的错字。陆侃如成为摘帽右派时，立即全身心投入教学。冯沅君在青岛解放后立即撰文，欢呼摆脱了“特务监视”。高亨受到毛泽东接见，感动得五体投地，“士为知己者死”。萧涤非1950年主动要求到华北大学学习马列。高兰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共产党员。
　　可是，上面提到的人中，至少一半以上曾经被打成“敌人”。
　　唉！
　　高兰先生1950年之后来山东大学，只有1957年打成右派以前和1980年平反以后，过着人的生活。50年代他曾创作诗歌《我的生活，好！好！好！》：“朋友，来信已经收到，你问我的生活吗？我的生活好！好！好！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而紧张，也从来没有这样抑制不住我的笑。那时———我正伸出双手，接过了，人民的大学，授课的功课表！”这“好”字话音刚落不久，他就被打入“不好”的“另册”了。80年代平反，他的双手已经拿不住“授课的功课表”，他之“为人民服务”，已经有心无力了。
　　高兰先生于1987年6月29日逝世，终年78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