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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课与记笔记说到学习经验，就会想到比我更早入学的学长郭振武，当年他总结出的“大小循环复习法”很有名。他的方法符合人的记忆规律，因此是科学的，也是能学到手的。我的“学习方法”（如果也能算是“方法”的话）有点另类，只是个人的一点经历，很少对人提起；现在写出来，也是缘于一点怀旧情愫。
　　那时开国不久，百废待兴。大学教材的出版，几乎一片空白。“教科书”就是自己记的笔记。我写字的速度还可以，但要赶上老师讲课的语速还是不易，有时正抢记老师的这句话，却放过了下面更重要的话。方感不安，老师又讲下去了。常常弄得手足无措，影响了听课。因此感到这样记笔记不行，可能脱漏重要内容，得不偿失。
　　后来我就不在上课时记笔记了，一心一意听讲，课后再来补记。上课时虽也拿着笔，但只是提纲挈领地写上几句，就是记大题目和一些重要数据，不记具体内容。由于不求速记，所以可以专心听讲。又因为课后还要追补笔记，所以要求自己不但要听懂，还要立即记住；而过去听课，向来都是只求听懂，不求记住，觉得记住是以后的事。我发现这个改变影响巨大，因为要记住，就得全神贯注地听课，不能放过老师的片言只语。课后还要尽快抓紧时间，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写成笔记。还要把课后到图书舘翻到的中外有关资料补充进去。所以我的笔记常常比老师讲过的内容更多。有一次生理考试，吕运明教授在百分试卷上破例给了我110分，以示鼓励。记得是因为我在试卷中增答了当时发现不久，文献上正在热议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的一些内容。30多年后我回母校参加校庆，吕先生请我到他家吃饭时，还笑着说到这亊。他说当时他正选好这个题目，要在学院作一次学术报告。
　　如果说听课时是抢记（记忆），补记笔记时就是一次深入、系统的记忆了，所以每节课都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学得也比较扎实。那年开学后一个多月，部队派了一批学员到我们班上旁听。当时开课已久，需要给他们补课，让他们能跟上，算是一个政治任务。那时学生的事，基本上都是学生中的党、团支部和学生会管，学校好像不大插手。我受命讲生理，就是把自己刚学过的生理再讲一遍，虽说是“现买现卖”，但我完成得还好，随同听课的同学（班干部）说我都讲淸楚了，没漏掉什么。
　　我们那时也常常议论老师讲课技术，如说某某老师口才好，讲课很生动，很风趣，听来很有味道；某某老师表达能力不理想，讲得枯燥，乏味，叫人昏昏欲睡。但我已很难参与这样的议论，因为我的思想完全被老师调动了。我得全神贯注地跟着老师讲课的内容跑，无暇顾及其它。我能感受到讲课的内容是否丰富，有条理，至于讲课是否生动，风趣，都已无心关注了。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老师的讲课内容，很多都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记得他是怎样讲的，讲到什么地方，写了一个什么术语，那术语是写在黑板的哪个地方，甚至记得他讲到什么地方，望着我们莞尔一笑，一边轻轻地拍打衣袖上粉笔灰的动作。
　　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学什么？我以为首先是要把老师讲的学到手。因此养成专心听讲的习惯，是学生最重要的基本功。在这点上怎么强调也不算过份。有些学生不好好听课而宁愿课后自己去看书，正像有人不重视教材，而是热衷于阅读形形色色的课外辅导资料一样，都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须知即使是学有专长，术业有专攻的专家教授，上课也是有备而来的。现在各科都有很好的教材、教科书，比我们当年的条件好多了，不一定要记笔记，但是如果因此而不太注意听课，甚至以为听不听无所谓，反正自己看书也行，就失之千里了。教材编写得再好，也不能代替听课，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怎样听讲呢？我以为要求自己听课时就把讲课内容努力记住，也许是鞭策自己认真听课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最后能不能记住，记住多少，可无庸议，但是有这种要求和没有这种要求，听课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实习生活写不完普通病历10页纸，受不尽上下左右尽批评。
　　睡不稳清晨5点插胃管，记不清centimeter和percent，进不来疝气，捞不着阑尾。
　　剪不完的线头，查不完的常规。
　　呀，恰正是愁如满腔腹水抽不尽，恨如肉瘤处处都转移。
　　这是当年仿《红楼梦》第28回贾宝玉弹唱《红豆词》的风格，私下拼凑的《实习大夫十叹》，至今还能哼出。满腹牢骚，直透纸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我辈对实习生活的观感。只要对这歪词稍作解释，就能窥悉实习生活的一二：
　　实习医生写的“普通病历”（GeneralHistory）就是“完整病历”，要求非常严格，写起来都在10页以上；初进医院，很多事情都不会，笨手笨脚，不断出错，上级大夫和护士(甚至更早进病房的实习护士)们不断地指责、批评，几乎到了动辄得咎的地步，满腹委屈，苦不堪言。
　　日常工作中，做胃液分析、十二指肠引流以及腹部手术病人的胃肠减压等，都得早早起床给病人插胃管。每天跟老师查房，要随吋回答老师的提问。有的老师非常关注统计数字，回答什么都得用统计数字说话，如说阑尾炎穿孔的合并症，不是回答有哪几种，还须说出它们各自的发生概率。有的老师提问解剖时，不是笼统的解剖关系，也是关注确切数字，比如从门齿到贲门是多少厘米，到幽门多少厘米；胆总管、胆囊管和输胆总管各长多少厘米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也是临床医生应该掌握的，但我们往往忽略了。
　　“疝修补术”和“阑尾切除术”是实习大夫可以在上级医生指导下担任“主刀”的手术，也是教学计划中要求必须掌握的操作技术。因此这类病人倍受我辈的“偏爱”，但也因此规定要统筹安排，住在你管的病房里，也未必能“捞着”主刀机会。一般“疝”都不是急症，得登记排队住院，床位奇紧，实际上很难住进来。所以在外科实习时，尽管每天都上台手术，只能做个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助手，也就是拉露钩(retractor)，剪线头的事。
　　实习医生做化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技能培训，至少是在临床检验主要依仗人工操作的年代。但我们当时都是叫苦连天，认识不到这个水平。检验任务的确不轻。一天里很多时间都花在显微镜和试管上。抽不抽烟，工作服口袋里都装着火柴，随时准备点上酒精灯。医院检验科只作血清学、免疫学等更复杂的项目，大量的血尿便等常规检验都由实习医生来完成。
　　负责临床检验（那时叫“实验诊断学”）教学的内科总住院医师王胜淼大夫，是个才思敏捷，动手能力也很强的人。他说：“经历和没有经历过检验工作的大夫，面对检验报告单的心情和理解程度是很不一样的：他不只是看到一个检测数据，而是能想到这个数据背后的东西，比如它有多大可信度，可能发生怎样的误差，意义有多大，等等。就好比一个人吃菜，下过厨、做过菜的人，不只是尝出味道好坏，而且能指出好在哪里，差在哪里，是哪道工序或火候不到，做成这样……”
　　但是这些话我们要到毕业后，在工作中摸爬滚打了一段时候，才慢慢体会到。这时虽说再不用自己做化验了，但已越来越感到受益匪浅。文革中，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部门，我不但当医生，还利用一台显微镜、一台分析天平、一台光电比色计，建立了检验室。当时一般医院有的检验项目，包括血清钠、钾、钙、氯化物、蛋白质、转氨酶等，我这里也都能作。我培养的检验助手只有高小文化，原来是个印刷厂的制版工。有些试验当年我也没有做过，有些是那个年代还没有过的。没有当年在实习时打下的厚实基础和老师们对我们的严格要求，肯定是难以做到的。
　　不过当年实习医生虽很辛苦，也没白干：每月有34元“准工资”。在当时物价下，这钱是能养活两三口人的。这个待遇比过去明显提高了，我曾听一位老护士说，以前我们这里的实习医生只是供饭，每月再给相当于4斤猪肉的零用钱。我们有了“工资”，不管饭了，但是考虑到实习医生们一天忙到晚，每天都得打夜班，所以还有一份“福利”：每晚10点以后，医院职工食堂开始供应夜宵时，实习医生是免费享用一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