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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根老师多年来专注于舆论史研究与书写， 挖掘近代报刊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重视新闻传播媒介的舆论建构与解构之功能。王天根老师主编的《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流变史研究（1815-1949）》一书是一部关于中国新闻舆论史著作，属于《中国新闻舆论史研究丛书》的第一卷；该书详细考察了中国新闻舆论传播的多重面向及其历史流变， 处处彰显了传播媒介与舆论及中国社会发展间的互动关系， 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揭示中国近现代历程的发展趋势。

该书按照新闻舆论的发展形态划分成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1815年之前，对应中国封建帝制语境下政治传播体系及古代报刊的发展；第二个时期为1815至1898年，主要内容为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维新舆论的媒介建构， 第三个时期是1898至1915年， 阐述清末明初传媒格局的变迁与革命舆论的媒介建构；第四个时期是1915至1937年，围绕民初国家的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结构中的新闻事业展开论述；第五个时期为1937至1949年，聚焦战争中政治结构调整与国家重建语境下的新闻事业。此书有别于一般新闻史著述多侧重介绍诸多报刊的存亡时间与报刊大致的内容形态。而此书聚焦传播媒介与政治舆论间的互动，重视报刊“通中外”“达新知”等政治功能的阐述，帮助读者顺着清晰的时间脉络，了解中国新闻舆论史的流变及报刊舆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舆论（Public Opinion）一词，涵盖公众与意见两大块，最早出现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将其称为“公众意见”。1922年，李普曼出版《舆论》一书，梳理了舆论的内外机理。单舆论史来说，林语堂先生于1936年完成的《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可谓是新闻舆论史的开山之作，该书梳理了中国舆论史，认为舆论现象自古有之，中国即便在君主专制的古代，舆论依然十分强大，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批评可能胜于西方， 文人仕士在舆论批评中极其活跃。王天根老师也赞成这个观点，称“舆论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呈现的一个基本的社会现象”， 汉代月旦评、太学清议可以证明民意、公意乃至舆论是一直存在的。近代以来，舆论的呈现形态逐渐变得多样化，传播媒介承担着重要作用。王天根老师及团队的研究将舆论史与报刊史结合起来，以报刊为主线与窗口， 窥探舆论建构与近代报刊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推动中国舆论史研究的发展，也为中国报刊史与近代史提供借鉴。

第一， 报刊与政治舆论紧密勾连。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外籍传教士与商人开始创办中外文报刊以传播西学，意图美化其殖民活动， 中国近代化报刊便是在在华外报的影响下催生的。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锁国，西方只能采取迂回宣传的策略，选择于华侨密集的东南亚，比如马六甲、新加坡等地创办报刊， 采取中西文化杂糅的方式向中国受众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试图进行思想渗透。中国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不得已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 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上海、宁波等地被迫开放通商，这些城市开始涌现出一系列的商业报纸。同时，在华西人亦借助外文报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与文化社会发表评论，积极宣扬“中外互通”，并为鸦片贸易辩护以及煽动对华战争。在救亡图存语境下，中国大量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方面，为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朝廷依然进行信息垄断，遏制民间报刊的野蛮生长；另一方面，国人办报开始兴起，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思想，维新派重视报刊对政治思想的宣传功能，发挥报刊的政论功能。民国时期，帝制终结，共和政治体制下言论实现自由，新闻业随之出现短暂繁荣。抗日战争时期，报刊舆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争相抢占舆论高地。随着国民党大陆政权的覆灭，其在大陆的新闻事业也随之消失。舆论的自由程度与国家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有着重要关联， 而舆论亦能够影响国家政治的发展趋势。因此，不论哪一时期，政府对舆论的管控都是必然存在的。

第二， 中国近代化报刊的舆论建构推动国人思想文化的进步。在华外报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思想。国人办报方面，以辛亥革命前期的《清议报》通过记述列强在中国的侵略行为， 警醒国人列强企图鲸吞蚕食的阴谋，激发国人的民族情感与国家情感。《新民丛报》利用卷首插图大量刊载西方国家名人像或名城、名胜古迹的图片，并开有栏目专门介绍国外新知识、新书刊和新消息。梁启超在该报上鼓吹革命之论说。此外，维新运动运用通俗的白话报刊开启明智，朝野上下亦十分重视，推动国内的办学堂、废科举等教育改革的展开。后期涌现出许多倡导独立自主革命之精神的报刊，如《苏报》《开智录》《国民报》等等。一些政治流亡者、侨商与留学生则吸收各种新思想，在海外办报，其中以留日学生同乡会的影响最大。还有引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青年》，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着关键性作用。总的来看，梁启超、王韬、严复、陈独秀等诸多优秀报人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创办报刊，发表评论，引领中国人民认清时代局势，推动中国走向革命自救的道路。

第三，报刊、广播等传播媒介具有舆论动员功能。清末的报刊具有着“通上下”的功能，即联系社会上层人物与下层百姓。政治上，维新运动与新政期间，王韬、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人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探求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动员，通过发表时评、政论抨击清朝的腐败统治，激发反清情绪，呼吁对国内政治进行改革。情感上，民间报刊对爱国主义运动的舆论建构亦不可忽视。1905年，国内报刊舆论建构起抵制《华工禁约》，推动国内抵制美货运动向全国铺开。革命上，力谋“革命排满”的进步人士通过创办报刊宣传革命，如《苏报》《开智录》《警钟日报》《觉民》等，最终促使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新青年》刊发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建党作好充足的舆论准备，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积极设置社会公共议题，引导抗日舆论。全面抗战时期，舆论场域受地域空间的影响形成分割，国统区、沦陷区与解放区相互争夺舆论话语权。后期广播新闻事业的发展拓展了舆论的宣传途径， 广播电台帮助民众更加迅捷地接收广播作为信息的传播手段， 用于传播政令、传达新闻、掌控舆论。总的来说，报刊内容在随着时代不断革新变化，政府通过传播媒介注入国家意志，力图救亡图存的意见领袖们高呼己见，群众并非群氓，适应时代发展的道路他们能在实践中检验出来，并给予一定的回应，如此，舆论动员的力量真正显示出来，推动中国一步步走向自强自立。

林语堂说：“对漫长的中国舆论史作一次回顾， 重温其正气浩然和卑贱自污的时刻。我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局势，理解舆论繁荣和衰败之因。”王天根老师主编的这部书时间跨度更大、史料更为充实准确、分析也更为全面与详尽； 该书在探讨舆论流变的同时也呈现着中国新闻事业、民主事业以及革命事业的发展兴衰，有利于读者感知新闻舆论中烙印下的时代感与方向感、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