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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出自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李康的《运命论》，其后面还有两句：“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恐怕是对国人盲从思想的最早概括。两千年来，它像一道救命符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并由此衍生出诸如“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等俗语。
　　随大流，成为一种习惯。其实，这种思想早在中国文化奠基时期的先秦就已埋下伏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论语里的一句话，长期以来争议很大。因为倘若在这句话的不同位置加上标点符号，则会有不同的寓意。第一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二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三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然，标点的断之毫厘，意义竟会差之千里。但无论怎样断句，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不变的，那就是百姓就是百姓，他永远是统治者驾驭的对象。至于统治者用什么方法
驾驭，那是统治者自己的事情。这和西方宗教里的羔羊理论何其相似。在儒家的秩序体系和西方的宗教信仰体系中，百姓与羔羊能够选择的路恐怕只有服从。
　　服从一旦成为一种文化，盲从便会蜂拥而至。愚昧、懒惰、保守、嫉妒、法不责众和落井下石等人性的弱点就会借机兴风作浪。
　　此时，盲从就变成了灾难。信阳位于河南省东南，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却造成了这一地区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发生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究其起因，就是浮夸风。当时在岈山人民公社坐镇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田浮夸成亩产3200多斤。
　　没有人提出异议。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还是没有人反对。
　　随即，继 《河南日报》 之后，《人民日报》 也
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最后，这种浮夸风越刮越大，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频频出现。
　　然而，盲从并没有止步。浮夸风很快蔓延到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的钢产量硬是提成了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
　　众口一词，睁眼说瞎话，灾难真的不可避免了。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天灾人祸一起算账，饿死人的现象出现了。许昌地区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3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的人。
　　回首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究竟因为什么？难道仅是因为当时制度上的缺陷吗？我看，文化上的落后不可小觑。
如果当时大多数农民不是躺在人为堆起来的麦垛上，而是站起来阐明自己亩产粮食的经验；如果当时大多数工人不是欢呼雀跃，而是站起来把自己对钢产量的主见亮出来，那么，还会让那些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代人受过，去经历后来那漫长的右派岁月吗？
　　显然，失声意味着失性。失性，就是失去了做人应有的正直本性。
　　这就是盲从的代价。文化上的问题只能从文化上解决。所以，我们要强化担当与修养，要推进创新和进取。如果时至今日我们还不把那曾被桎梏的主见释放出来，那些被饿死的人，包括十年动乱时期被批斗、被折磨的无数冤魂们就真的白死了。如果那样，“盲从”对于我们就将永远灵魂附体，就会不断把我们引向灾难。
　　人，不是羊。主见，永远是我们自己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