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聊城大学 - 《聊城大学报》

为什么是东河西营?

作者:王冬    
2018-03-20     浏览(96)     (0)


  一直不敢触碰的一个题目,而今鼓足勇气落到纸上,仍觉恐慌不已。
  地理上的东河西营位于鲁北平原,相传“明永乐二年,始祖携铜佛五尊自汴梁迁徙海丰城东二十里立村。”后来又因村址位于沟盘河西岸,杨延昭曾在此扎营驻军,分为三个大营,故取村名河西营,位于最东边的则为东河西营。
  我不知道这些是真是假,“铜佛五尊”更是无从考证。我出生的那一年,曾祖父的母亲去世,更老的老人簇拥在一起,长眠于地下。因此,我更无法问得来路,将去往何处。几百年前,或许真的有一条叫作沟盘的河流经村东,但后来由于引黄灌溉,而被沉沙池所占道。
  开挖沉沙池那年是1997年,祖父曾骑车载我至大闸处。那时的我们,看着清澈的黄河水流入东河西营的麦田,乡亲们告别了近百年的老井,大口大口喝着甘甜的水。
  他不会想到,20年后会病死于终不见晴朗天日的肺癌;我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怀抱几百亩长不大却也锄不掉的疼痛写诗,并坚持到现在直至更遥远的时光深处。我一直觉得自己隔代流淌着他骨子里的血液———热情又偶尔不通人情、倔强又常常近乎偏执。
  文学上的东河西营则存在于我的诗歌中,大河流淌、麦田青青,马家地、高家坟,活在别人口水中的寡妇、把骨头当作拐杖的老人……他们作为东河西营不可或缺的元素,生长在这些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文字中。
  东河西营是我的生命之根,也是文学之源。不是我矫情,非得这么说,而是作为一个流浪于时空的个体,这是我所经历并感悟着的。
  2017年夏,在南方一地参观。休息时,与一长我几岁的同事聊起儿时的事情,我说:“现在真是无聊得很,我小时候的夏天都是泡在河流和池塘里的。现在的小孩除了补习班、智能手机还有什么?我那时候下河摸鱼、爬树掏鸟,就算干农活现在想想也是一种快乐。放牛、拔草、割麦子、倒棒子、打农药……”
  没等我说完,他插话说:“你别吹了,就算你干过农活,你也没放过牛吧,你见过牛吗?我比你大好几岁,我都没见过呢。”
  我当时没有做任何反驳,就算我向他证明了我说的是真的,又能改变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写诗,而他没有。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没有乡村经历的人不会成为诗人,没有乡村经历的诗人不会成为一个大诗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脱离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孤岛,而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必须成为我们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的一生都走在还乡的路上,乡愁是一个诗人不可或缺的气质。
  我在无数首诗中写到 “东河西营”四个字,并且有的直接题为《东河西营》。东河西营就是我的文学方位。无数故事发生在文学意义上的东河西营,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事情属于别的村庄还是东河西营,已经不再重要。只要你认可这个文学方位,整个中国、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故事就都可以在东河西营发生,找不到或回不去故乡的人,也可以把东河西营当作自己的村庄。
  我是偏执的,我所认为或是怀恋的东河西营其实是儿时的村庄。牛羊在坡地上自由啃食,我们在蓝天下支起帐篷,飞鸟就落在不远的水壶上;苹果树大面积长着,西瓜棚边的说书人完全没有因为黄昏到来而生结束的意思;河流纵横分布在原野,将田地方方正正地分割开来,耕牛喘着粗气,偶尔也会把人看低;草丛中不时钻出一条青幽幽的蛇,把正在忙碌的人们吓一跳,蛇迅速走开,人们继续忙碌,互不打扰……这些都是我曾经历过的,现在说起来就像是一场梦,估计很多人都会跟我那个朋友一样,认为我在讲“瞎话”。
  瞎话(在河西营方言中读xiahuo)当然是有的,祖父母跟我讲过很多:夏夜,祖父在院子里乘凉,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灯,夜晚会按时到来。迷迷糊糊中,他一直觉得有人在给他摇着躺椅,哼着小曲。等他醒来,看到一只高约半米的刺猬站在他的身后,没来得及打声招呼,就消失不见了;还有一次,祖父外出打鱼,那天风沙很大,回来的路上,他感觉眼睛里进了一个沙粒,他揉搓一下,沙粒跑到他眼睛里去了。第二年春天,他的右眼长出了一枚豆芽,他的左眼变得跟鱼眼一样;雪夜,祖母走娘家回来,看到不远处有一座孤坟,坟边的大树上坐着一个身穿白衣的人,而后轻飘飘朝她走来。祖母不敢再看,大步朝前奔跑,直到回到家,她安静下来,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干干净净,而东河西营和她的娘家磨西庄之间隔着一条大河……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一开始我听得特别着迷,后来不再相信。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是真的,只是我没有遇到,也再也不会遇到。
  读大学期间,我曾编印过一本简单的集子,名曰《没有回家的马车》。顾名思义,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那个喜怒哀乐具有鲜明色彩的东河西营、回不去那个人与人与自然与万物和谐共生的东河西营。
  人的一生中始终有两种力量在激荡,一种催着我们去远方,一种带着我们回原乡。地理意义上的远方是无法到达了,因为父母日渐老去,还在原地等待。如今的我暂居济南,并且买了房子。但我始终没有将户口迁至他乡。身份证、户口本上“东河西营”四个字依旧是我的骄傲与牵挂。
  可是真的叫我回到东河西营生活,我还有勇气与这个村庄厮守吗?
  显然不能了。不是我的“诗行轻薄”,不是我的城市病越来越多,而是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不仅仅是东河西营,大河西边的更多村庄终将从这片土地而后从地图上消失。从卖掉牛羊到耕犁、锄头遗弃角落,从报废拖拉机喷雾器到外出打工,从扒掉灶台砸碎火炉到装上无线连接世界……东河西营正在一点点消失殆尽,直至我们这一代人彻底无法回归,上一代人彻底老去。
  然而这不是最坏的,或者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令人痛心的是,最先崩坏的是乡村内部的伦理道德,被城市化便显得并不是那么被动。不慈不孝、邻里不和、出轨离婚、不亲不养……这些在东河西营表现的尤为突出。
  恐慌、不安、紧张甚至绝望也就在这些变化中一点点产生,有时也会猝不及防。幸好有诗歌,让我得以在这些惶恐中找到安居之所,在远方和原乡之间实现平衡。
  我希望并且努力,我诗歌中的东河西营既保留得了原乡,也承载得下远方。


2018年1月10日

草就于济南
(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