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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第5期的《读书》杂志上，刊有一则《陈济生》的短文，作者署名“沈潜”。这，要算是我在正规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字。
　　说白了，一篇不足200字的“边角料”旧作，无非花絮点缀，可有可无，但却印证了我一段痴情的光阴岁月。
　　上世纪80年代就读大学，身处古典园林式的校园（连为一体的虚廓园、水吾园），环境很美，条件很差。幸运的是，与眼下世风堕下人迷离的学风适成鲜明对比，大多数学子都能静下心来读点书，读点课外书。
　　大一生活难免迷茫而混沌。但从大二起，我开始循着乡贤顾炎武的诗文，囫囵吞枣地推开去，延伸到明清时人著述的广泛阅读。史家谢国桢先生所著《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大概是最早滋生我学养个性的文本。
　　其中，抄录到援引鲁迅的一段话：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华盖集·忽然想到》）虽不求甚解，但有如此别具只眼的警言，那就不妨调转头来，借点“野史”古籍开开眼界，从此竟激发了我对明清稗史野乘的浓厚兴趣。
　　随便翻翻，开卷有益，终能集腋成裘。
　　明清野史内容广博，所载多官修正史不取的闾巷琐言、逸闻旧事。被誉为清代三大考史著作的 《廿二史札记》（赵翼）、《十七史商榷》（王鸣盛）、《廿二史考异》（钱大昕），就是谈掌故、辑文献，重在考据辨证的杂录丛谈，铢积寸累，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也是我当时经常借阅的史籍。
　　渐渐地，也就多少发现了一些问题。慢慢地，萌生了探幽发微的冲动，结合阅读中的人、事疑惑，尝试起补其缺、纠其失、辨其误的读史札记，长则四五千字，短则一二百字。
　　当然，写的过程很累，往往几易其稿，反反复复，一本厚厚的方格稿纸，“爬格”后能最终成文的，有时仅仅几页。
　　1985年寒假返乡，读过《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发现明末清初人物条“陈济生”的籍贯表述，与谢国桢先生著《增订晚明史籍考》所叙内容有别，对照之后，确认明显有误。随即坐实史料，写了篇三言两语的短文，并投寄了 《读书》编辑部。未想，暑假过后接获样刊，小文见载于当年《读书》第5期的“求疵录”
　　专栏（最后一篇），还附有一张6元的稿酬汇款单。
　　那阵子，感觉乐滋滋的……可以说，涉足文史园地的我，起初大抵遵循着乾嘉学派求实证、正史事的考据路径，步履蹒跚地走了一程，哪怕细枝末节，无关大体，也要甄别事实，为此积存了不少类似短文。
　　比如，发在《苏州师专校报》上的一篇“报屁股”文章，就是考证顾炎武友人陈梅与陈芳绩的辈分关系；后来接连刊发的《顾炎武别名小考》《侯方域与雪苑社考略》（《文学遗 产 》1987.2/1989.1），《顾炎武与黄宗羲的交往》（《中学历史》1986.5），留下的正是这段歪歪扭扭、亦粗亦浅的学步印痕。大学毕业后不久，应史家赵俪生教授邀请远赴兰州，在先生209室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追踪顾炎武的交游行迹，考辨其“菟裘之计”，后来就此辑了厚厚一叠《顾炎武交游录》。
　　由“考证之学”转向“义理之学”的努力，还是一年后游学武汉进修中国近代史的事了。
　　我要借此说开去的是，何以把短文寄给了《读书》———那是当年何等爱不释手的读物！
　　成长于1980年代的年轻人，或许都有相同的认知：最好的青春年华，赶上了最好的纯真年代，也遇见了最好的 《读书》时代。
　　《读书》创刊于1979年的春天，一个越过十年“文革”的思想禁锢期之后、迎来新潮萌动的春天。
　　作为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读书》抱凿破坚冰的勇气，以《读书无禁区》的率先呐喊，以宽容理性、多元并蓄的文化品格，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心音，内容涉及文史哲经法以及音乐、建筑、美术、影视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无不彰显了读书人的智慧星光，凝聚着有识者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
　　至1986年后由沈昌文主编期间，《读书》立足“思想”
　　与“学术”的交融并进，以意气风发的个性张扬、深入浅出的文字书写，直面众说纷纭的社会热点展开争鸣，赢得了无数求知若渴的读者交口称赞，由此名满海内，风行一时。
　　1980年代中期，图书馆阅览室的杂志寥寥无几，但封面素朴、简洁淡雅的《读书》，显得格外醒目，一下子走进了我的阅读视野，从此一路追随，不离不弃。好几年里，《读书》上的学人专论或通讯纷纷亮相，每次与友人争相传阅交相辩论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无可置疑，伴随改革开放的起步和推进，以《读书》为纽带召唤集合的知识群体，构建起通古今、融中西的精神空间，几乎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思潮变迁，温润着一代读书人的思想启蒙。时称“北有《读书》，南有《书林》”，各具个性品格，南北遥相呼应，无论是思想、学术界，还是文化、出版界，处处引领着睁开惺忪迷眼的国人，从迷蒙的苏醒走向冷峻的清醒，从僵化的教条束缚走向充满活力的激情奔放……经年流世，几近四十载。
　　且不说《书林》骤然终刊，在静默中收场。《读书》从陈原、范用时代到沈昌文时代，从汪晖、黄平时代到潘振平、吴彬时代，从贾宝兰、王焱时代到王焱、郑勇时代，历经更迭，主帅换了一届又一届，个性风格已然不再从前，以致我后来逐渐留意扩展到了《天涯》《书屋》《南风窗》《开放时代》等。
　　但是，《读书》依旧是我迄今为止唯一订阅的综合性人文读本。
　　问心深处，与其是对《读书》还有什么期待，勿如说是一种敬畏和缅怀，关乎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一树吐绿，满地枯黄。一季落花的缱绻，缭乱了心香一瓣，恍若邂逅那渐渐远去的背影。（沈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