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政治发展的长河中，古代罗马共和国以其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制度荣膺西方政治制度的“王座”。它的璀璨光辉一直照耀进现代政治制度的设计之中。但是，罗马作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政治体，它的辉煌之巅是在帝国阶段。从共和国到帝国，罗马经历了政治权力的集中，著名的军事将领将各种权力集合于一身。这其中的权力角逐是史学家们撰写罗马史的主题。因此，罗马史研究是典型的战争史和王侯将相史。本文另辟蹊径，从空间分析的角度，以典型公共建筑和罗马城为研究对象，分析政治权力在敞阔空间里的表达和发生，探讨罗马共和传统对帝国的影响以及繁盛的罗马帝国前期在空间上的宿命。
一、帝国背景下的罗马城：炫耀性权力的对外辐射
到公元一世纪结束，罗马城的公共建筑不仅数量繁多，而且质量精良，“图拉真和哈德良时期的建筑工程达到了罗马建筑学的最高水平。”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缘于历代罗马皇帝们对公共建筑的累积性的投入。古罗马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约 69或75年－130年之后）记录了从凯撒到图密善的十二位皇帝，每一位在任职期间在城市公共建设方面的成就。除了皇帝以外，其他的政要人物也被要求修建公共建筑。奥古斯都在自己做出表率之后，“还经常督促其他知名人士新建纪念碑或重建与装修旧纪念碑以装点罗马……他还将其余的大道分配给其他那些曾经受过凯旋式荣耀的人，要求他们把战利品的钱用于铺路”。罗马政要们之所以要修建公共建筑，是因为他们意图通过修建公共建筑为自己赚取“空间资本”，表达自己的能力，既是要赢得民众的喜爱，更是给自己的竞争对手示威。这是一种以竞争为内核的炫耀性权力。所以，政治精英们首先是排他性地占据了公共空间，然后用带有自己印记的公共建筑去刻画它，从而使公共空间成为个人权力的表征。
事实上，这种炫耀性权力是共和国的遗产。“在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国时期，私人住宅简单朴实，显示出公民处于平等的地位。庄严雄伟的建筑物则都作为公共用途，可以展现人民的主权，这种共和精神在重视财富和建立帝制以后，还没有完全消失。公共建筑物关系到国家的庄严和人民的利益，即使是最重视道德原则的皇帝，也要竭尽所能力求完美”。另外，共和国时期，战胜归来的将军都会用战利品来装点和美化城市。共和国晚期共和派领袖西塞罗也指出，“每当最杰出的人物就任市政官时，人们就期待他举行盛大的请客招待活动，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习惯”。这说明，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帝国早期，伴随着党派斗争，这种炫耀性权力是内生于政治制度中的，而且被整个罗马社会认可，甚至被期待。
由此可见，罗马城公共建筑的光辉成就是炫耀性权力持续产出的成果。公民们对公共设施的享用，可以类比为“鹬蚌之争，渔翁得利”。除了上述制度原因之外，罗马城本身的建设也促其成为“光辉之城”。那么，罗马城是如何“照耀”罗马帝国的呢？
罗马城公共空间的建设起始于老塔克文国王排干沼泽修建罗马广场。共和国晚期，公元前一世纪末期，著名的建筑学家维特鲁威表达了他对罗马城的设计构想，并把自己撰写的《建筑十书》献给了奥古斯都。事实上，这些构想有些就是当时的现实。比如，他指出，“国库、监狱和元老院应建在毗邻集市广场的地方，不过这些建筑的比例就要与广场本身相协调。当然，元老院尤其应建得能够提高城镇和城市的威望。这本书为罗马建筑设计了三个主要标准：持久、有用和美观。该书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为后来的罗马城市建设提供了方向。所以，罗马城建造的起点就是有规划的，有抱负的。在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城被划分为十四个区，并据此进行管理。这种划分一直持续到帝国末期。
罗马城作为帝国的首都，它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处于相对高超的位置。如前所述，它在公共建筑上的成就是炫耀性权力持续产出的成果，可以被比喻为一个“发光体”。这个“发光体”又对帝国起到辐射的作用，从而使帝国的公共生活品质得到提升。如在图拉真统治时期，他授权批准在各行省、意大利和罗马，建设许多瑰丽奢华的公共工程。他的宏伟建设项目包括桥梁、渡槽、道路、港口和建筑物。除了皇帝主观的意愿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客观因素使得罗马城的“辐射能力”超强。
首先，与罗马城生活密切相关的高架引水渠和道路，就是连接帝国的物理纽带。它们使清洁的水源和来自帝国各地的物产能够到达罗马。所以，罗马作为一个消费城市，有着刺激帝国经济繁荣的作用。
其次，罗马城的城市形态随着罗马人的征服被“复制和粘贴”到帝国的各个地方。“无论何时何地，军队行进到哪儿，测量员就要重复一样的仪式。在高卢、在多瑙河畔、在不列颠，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动作构成了相同的空间图像……罗马帝国计划着要用同样的笔画就完成一座城市地图的绘制，罗马的地理学在征服的军队一获得土地之时就马上印制上去。城市方格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得上忙，因为几何的图像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罗马城的城市形态和公共生活通过国家权力的人为方式被复刻到偏远地方。罗马城的“光芒”照耀进这些地方城市。
再次，罗马城那些宏伟精美的公共建筑不仅是可见的，而且对民众（包括奴隶和外邦人）开放。公共浴池的价格是普通民众可以负担得起的。这就使得罗马城外的居民在来到罗马城时可以切身感到罗马的伟大。对于那些外邦人，这些所见所闻就是对罗马帝国最直观的理解。
应该指出，罗马城本身的“辐射功能”是罗马帝国赋予的。如果帝国没有广大的疆域，也就不会有从遥远山区调水的可能，奇异物产到达罗马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另一方面，罗马城是一个“发动机”，它消耗着各个地方的供给，加强了首都与地方的关联。所以，罗马城是帝国的“心脏”，帝国也因为这颗强大的心脏而运行良好。
二、结论
敞阔性是罗马帝国前期公共空间的重要特征。这种敞阔性是由公共建筑的体量、开放性、空间里人的身位关系、建筑装饰和罗马城对于罗马帝国的空间政治意义决定的。在敞阔性的空间里，政治权力对空间和参与者肉身都发挥着渗透作用；根植于罗马政治制度中的权力炫耀性以及罗马帝国客观的情况，使得罗马城作为高品质生活中心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罗马帝国，从而罗马城和罗马帝国在空间利用上相得益彰。
占领、渗透和辐射是古代罗马帝国前期政治权力在敞阔空间里进行自我表达的三种方式。占领与渗透都是在微观层面发生的权力-空间关系。辐射则是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宏观层面的权力表达。“占领”背后是政治精英的角逐，“渗透”是权力本身对空间和臣民肉体的隐秘控制，只有在“占领”中取得优位的政治精英才能掌握进行“渗透”的权柄。那么，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是如何关联的？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理解罗马人对军功的崇尚和军政关系的紧密捆绑。对罗马人而言，战争不仅是获得财富的直接手段，更是获得荣誉，进而跻身政治精英的通道。而且，中央对行省的控制，也不是实行彻底的中央集权制，而是由皇帝和元老院协商，各自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罗马城里的空间角逐与庞大帝国版图的拼接，有着内在的制度关联。所以，罗马皇帝和政治精英们对境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入，既有其光耀权力的动力，也有“建设根据地”的私心。
基于前述的权力-空间视角分析，并结合罗马帝国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本文认为，竞争性的权力格局作为共和传统的遗留，塑造了帝国前期政治权力的表达方式。政治精英们取悦于民是一种表面的姿态，实际是向对手展示实力。归根结底，即使是帝国前期，罗马的政治格局仍然是竞争性的。那么，这种竞争性的权力格局是什么塑造和怎样被塑造的？这是一个开放性且复杂的问题。罗马的军政关系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思路。首先，罗马人对战功的崇拜是根深蒂固的。战争胜利与获得政治权力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战功是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战争的复杂因素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这是孕育政治强人的土壤。这些政治强人就是潜在的权力争夺者。其次，罗马的军政关系使得罗马将军开疆扩土，地域辽阔的版图是罗马帝国辉煌的标志。但是，这其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复杂的，皇帝并不对全部领土实行治权。所以，作为地方豪强的权力竞争者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公开程度只有内战时期才凸显出来。事实上，正是基于超大疆域的原因，皇帝选择东西分治，然后彻底到东方居住，此时，权力的竞争性消失了。但是，权力依然是多元的。这也是帝国前期结束的原因。而且，日耳曼蛮族进入罗马城，并不是闪电战，日尔曼的军官甚至是长期居住在罗马城。蛮族入侵可以比喻为飞萤遮蔽了光亮，但是，帝国的其它地方早先已然被“点亮”了。这是被罗马城“辐射”的结果。所以，罗马帝国并没有因为蛮族入侵而灭亡，而是在东方开始新的时代。（本文为节选，原刊于《学海》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