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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鲁迅在 “五四” 时期的呐喊， 我们理所当然地想到的是他的第一部小说集 《呐喊》 ， 特别是其中的开篇之作 《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 发表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5月 《新青年》 第4卷5号， 其篇末的“救救孩子” 乃是五四运动的第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 是五四运动的战斗号角。而 《狂人日记》 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 是五四运动的宣言书。

除 《呐喊》 中的 《狂人日记》 、 《孔乙己》 、《药》 、 《明天》 等小说之外， 杂文集 《坟》 中的《我之节烈观》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两个名篇以及杂文集 《热风》 大部分篇幅的随感录就全部创作于 1918 年至 1919 年两年之间， 这些针对中国当时诸多严重社会问题的杂文名篇， 连同 《狂人日记》 等著名小说， 即形成鲁迅在五四时代的高亢呐喊， 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在五四运动之前是运动重要的舆论准备， 在五四运动之后则是运动深入发展的理论指导。

鲁迅在五四时代的呐喊大致可概括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 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提倡科学， 反对迷信； 对中国前途的思索。

一、 对妇女命运的同情

鲁迅是近现代史上最早关心中国妇女问题， 同情妇女命运的思想家、 文学家之一。同情妇女命运是鲁迅终生创作的重大主题之一， 五四前后反映这一主题的主要有写于1920年的小说 《明天》 （ 《呐喊》 ） 和写于五四运动前夕1918年7月的杂文 《我之节烈观》 （ 《坟》 ） 。

在小说 《明天》 中， 鲁迅以深切的关怀与同情， 描述了寡妇单四嫂子唯一的3岁儿子宝儿因病情为庸医所误悲惨地死去， 她倾囊为儿子操办丧事， 以及其间周围人们的冷漠， 儿子死去单四嫂子悲戚孤寂的生活。

好容易盼到明天， 单四嫂子怀着一线希望抱着重病的宝儿去何小仙处求诊。然而何小仙装腔作势， 讳莫如深， 既不谈病情， 也不讲药方。单四嫂子稀里糊涂地为宝儿买药、 服药。到得下午， 宝儿忽然睁开眼叫了一声 “妈” ， “宝儿的呼吸从平稳变到没有， 单四嫂子的声音也就从呜咽变成号咷” 。

在写于五四前夕1918年7月的 《我之节烈观》 （ 《坟》 ） 一文中， 鲁迅深刻而彻底地揭露了封建阶级压制、 摧残妇女的所谓 “节烈” 。鲁迅尖锐地指出 “节烈很难很苦， 既不利人， 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 实在不合人情” 。他进一步幽默而诚挚地说道： “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 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 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拳。……无论何人， 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 。

鲁迅主张为有史以来 “节烈的女人” “开一个追悼大会” 。他在这篇名作的结尾大声疾呼， 倾情呐喊：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 还要发愿： 要自己和别人， 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 还要发愿： 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 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二、 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

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 是鲁迅在五四时期呐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救救孩子” 乃是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 《狂人日记》 最后的呐喊， 鲁迅时刻关注祖国的前途， 将祖国的命运寄希望于 “我们的孩子” 。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9年1月15日所写的 《随感录四十》 （ 《热风》 ） 中， 面对一位少年寄来的一首诗中所喊出的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 鲁迅说 “这是血的蒸气， 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他呼吁道：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 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 “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

在写于同一年的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 《坟》 ） 中， 他号召人们——

……先从觉醒的人开手， 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

在这一年2月19日鲁迅号召青年们：……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 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 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就令萤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炬火。 （ 《热风 · 随感录四十一》 ）

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 鲁迅进一步鼓励青年们：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 联合起来， 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 遇见深林， 可以辟成平地的， 遇见旷野， 可以栽种树木的， 遇见沙漠， 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 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 《华盖集 · 导师》 ）

三、 积极提倡科学

提倡科学， 反对各种各样的迷信， 则是鲁迅一贯的思想与作为， 而在五四之前那个形形色色的迷信泛滥的时代， 鲁迅这种反迷信的思想与行为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早在发表于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10月15日 《新青年》 月刊第5卷第4号上的 《随感录三十三》 一文中， 鲁迅就指出，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 最恨科学， 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 能教人思路清楚， 不许鬼混， 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 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

鲁迅进一步揭露了那般反对科学、 专讲鬼话的人 “最巧妙的是捣乱” ， 其捣乱的方法是 “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 弄得是非不明， 连科学也带了妖气” 。 （同上）

四、 对中国前途的思索

对祖国前途的关注与思索， 乃是鲁迅在五四时期呐喊的又一个重大主题。早在五四运动前4年的1915年5月， 鲁迅即以诗意盎然的话语热情赞美社会主义的苏联， 他说苏联人民 “是有主义的人民” ：

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 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 《热风 · 五十九 · “圣武” 》 ）

后来，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 鲁迅又满腔热情地赞扬苏联是 “一个簇新的， 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 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 ( 《南腔北调集 ·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综上所述， 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呐喊的内容， 或同情妇女命运， 或同情、 鼓舞青少年，或提倡科学、 反对迷信， 或关心祖国前途， 这一切同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 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思潮是完全一致的， 亦即鲁迅自己所说的 “既然是呐喊， 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 ， “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呐喊 · 自序》 ） 。这就是说， 鲁迅要求自己的呐喊即创作与那个时代的 “主将” 的步调相一致， 这无疑充分展示了鲁迅不愧为五四运动的伟大先驱。

总之， 鲁迅在五四时代的呐喊， 在五四之前， 是舆论准备， 是思想动员； 在五四运动中， 是动员令， 是进军号； 在五四之后， 则是深入斗争的思想基础， 是理论指导。

就艺术风格而论， 五四时期北京时代鲁迅的呐喊或大声疾呼， 慷慨激昂； 或忧心忡忡， 语重心长； 或深谋远虑， 高瞻远瞩； 或热情洋溢， 诗意盎然。而这同上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文化围剿上海时代鲁迅的彻底揭露、 尖锐讽刺、 坚决斗争、 所向披靡的战斗风格大不相同。而这不能不说是鲁迅艺术风格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