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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会学系在弥渡县设立“北京大学—弥渡县乡村振兴研究与实践基地”与“吾土乡村振兴工作站”

“乡村振兴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不是有钱有热情就能做好，而且其中的‘门道’也不是浅尝辄止便可以找到的。很多‘下乡’的力量要人财得其用，农民得其实，乡村得振兴，需要有较为深入的认识。这正是学者或者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发展工作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周飞舟

2021年，我很荣幸地被任命为弥渡县勤劳村的名誉村长，负责社会学学科参与弥渡县村庄发展的工作。过去几年，我带领团队去过勤劳村4次，主要是开展社会调查、项目规划、合作开发等考察工作，对勤劳村尤其是其中三合村的情况很熟悉。同时也利用北大社会学的社会联系，发动了中国城市规划院和中国慈善基金会的人员去勤劳村多次考察，力图寻求一条适合村庄发展的路径。我本人努力的重点，是把三合村作为中国农村的一个典型，通过解剖麻雀般的研究，深入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的状况，探索真正能够帮助农村获得实质性发展的关键要素有哪些。

我最大的体会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在于“内涵式发展”。所谓“内涵式发展”，我的理解是在外界力量的帮扶和激励下农村自身由依赖到独立地发展，这就需要农村、农民以自己为主来获得发展。但是现在下乡帮扶、搞建设的力量，很多努力的方向与此背道而驰，造成了农民的怨气，埋下了不安定的种子。从这些方面来看，乡村振兴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不是有钱有热情就能做好，而且其中的“门道”也不是浅尝辄止就可以找到的。很多“下乡”的力量要人财得其用，农民得其实，乡村得振兴，需要有较为深入的认识。这正是学者或者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发展工作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乡村发展从根本上是农民的发展。很多社会资本和社会团体力图开发和发展的是“农村”“农业”，例如建设以身心休憩为目的山林田园或“庄园”，一方面是为了城里人有休闲度假的去处，另一方面也会有大量的收入。但是这类乡村开发的问题在于先要用各种方式，“搬走”或“赶走”原住地的农民，因为他们作为这里的主人会对开发形成阻力或障碍。再如一些以规模或现代农业为目的的下乡资本，会在农村流转大量的土地进行规模种植或养殖，这也会以雇佣农民劳动的方式间接带动农民增收。但是这类产业开发大都以盈利为目的，农民作为本地的主人反而成了纯粹的“打工者”，也无怪乎这类下乡的产业开发会遇到来自农民的重重阻力。或如，很多搞乡村建设的社会团体下乡就是以农民为服务对象的，在儿童成长、老人照料、乡村治理、传统村落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其中很多工作的出发点并不是“服务”农民，而是“教育”农民，通过为农民做些事情而向农民灌输和普及城市人的“现代”理念。当发现农民不接受、不“领情”时，又责怪农民的素质和道德品质不高。上述这些乡村开发和发展的举动有一个通病，就是不以农民为主体，不尊重农民，不把中国农民看作是有着深厚文明底蕴和顽强生命力的伟大人群来看待，自然也不会尊重农村中深沉细微的伦理内涵。外来的力量所面对的种种碰壁、挫折或“扎根”的困难，告诉我们乡村发展必须是农民的发展，而不是脱离了农民的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以农民为中心的发展，就必须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把农民看作是农村的“主人”，来的都是“客人”。

在三合村我最深的体会就是细致、长期、艰苦的工作才是最有价值的。三合村里有一户外来的村民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1989级的校友，名叫马岳、邱璐。夫妇俩是北大的同班同学，自2020年开始，在三合村长期租赁了一处民居居住下来，享受真正的田园生活。他们同时也介入了乡村的扶贫和开发工作，为乡村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开设了一个小型的“儿童图书馆”，专门辅导村里的留守儿童读书。这家人为了留守儿童能够在学习之余不玩手机、不浪费时间，利用“图书馆”的形式一点一滴地把孩子们的时间“抢”了过来，培养了孩子们的时间意识和乡土情怀，真正符合村民的需要，受到了村民的赞扬，而他们主导的其他乡村开发工作也得到了村民的积极配合。马岳夫妇的做法是真正有效的乡村振兴和开发工作，虽然看上去不起眼，不深入乡村根本就找不到，但却实实在在地起了作用。我本人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也正在努力加入到这些力量当中，为乡村振兴工作做一点实质性的贡献。

（作者为北大社会学系主任，寅街镇勤劳村名誉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