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王重民夫妇新婚照
今年，是父亲王重民诞辰120周年，系里嘱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回顾父亲的一生，似乎与书有着不解之缘。
一、读书
1903年1月3日，父亲诞生在河北省高阳县西良淀村一个农户家里。爷爷王步霄是一个秀才，在村里当私塾先生，他还懂中医，经常给村里人看病。父亲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爷爷给父亲取名重民，叔叔新民。由于父亲是爷爷的第一个儿子，因此备受溺爱，父亲小时候胆子很小，听爷爷说父亲到了 6 岁都不敢自己上街。但是父亲十分聪颖，爷爷教他读书写字，他一学就会。听爷爷说，父亲上一年级时，就把四年级的功课全都学会了。到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可以自己学习五年级的功课了。
父亲 12 岁那年，考取了县高等小学，由于他聪明好学，成绩一直很好。16岁时，父亲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省直隶第六中学（现在的保定一中）。上中学以后，父亲不但努力学习，而且还交了不少朋友。他的朋友杨景山是一个进步青年，在杨景山的影响下，父亲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并经杨景山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父亲与杨景山一起在直隶六中筹建团支部时，被直系军阀曹锟发觉，下令通缉，父亲只好离校，潜逃至北平，曾化名王鉴。
到北平后，父亲考入了北平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拜陈垣、杨树达、高步瀛、黎锦熙、钱玄同诸先生为师，并深受各位老师的赏识。他得遇名师指导，如鲸吸水，巨饮狂吞，学识日益广博。后与孙楷弟、傅振伦一起被誉为“河北三雄”，父亲居首。
因父亲接受了新思潮，反对封建婚姻，并违背了爷爷对他“做官”“赚钱”的期许，所以家里中断了父亲的经济来源。为了完成学业，父亲当过家庭教师，当过《益世报》编辑，并为报刊撰写文章，收入些许报酬用于学杂费用。
老师们知道了父亲的困难之处，都十分同情并出手相助。在黎锦熙的指导下，父亲得到了编纂国学论文索引的机会，他暑假期间，遍访北平各大图书馆，阅读了近二三十年的国学作品，看了近60 种杂志，记录了每篇国学论文的题名、作者及所在杂志的卷数、期数，间或附缀数语，撮其文章大意。父亲苦读苦记，经过一个暑假，居然完成了包括自 1905 年至1925年杂志的《国学论文索引》五册巨著的初稿。父亲自求学时期起就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不肯把自己认为尚“不完整的工具”献人，而是把初稿增补、修改多次，最终于 1928 年正式出版。此书出版后，即成为当时研究国学极为重要的工具书。
教授父亲目录学的袁同礼老师，在了解了父亲的困难处境后，介绍他课余到北平图书馆工作，从此，父亲踏上了一生为之奋斗的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之路。利用接触图书馆的方便，父亲开始编纂《老子考》。《老子考》收录了有关老子的著作近 500 种，并于存者记其何种刻本或丛书本，凡未见、未刊者皆予注明，这是在前人辑著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父亲编成此书，一方面是在北平各大图书馆勤工俭学，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源，开展目录学研究的收获；另一方面也是得到名师指点，虚心向袁同礼、陈垣、杨树达、傅增湘等学者请教的结果。《老子考》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出资付印，于1927年7月出版，这也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丛书》的第一册。
父亲在求学期间，刻苦读书、努力工作、博览群书、撰写文章发表，并有著述出版，他毕业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了。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父亲在求学期间便立下了“行万里路，读万种书”的宏伟志愿。
二、访书
1929年父亲毕业后继续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同时受聘于河北大学兼任国文系主任。一个星期中，他三天在保定、三天到北平图书馆，后因为过于奔波劳累，父亲辞去河北大学的工作，专心在北平图书馆就职。由于父亲工作出色，并经常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表现出在目录学研究上出众的才华，深得馆长袁同礼知遇，于是父亲被任命为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在父亲的领导下，短短几年时间，编撰书目索引 10 余种，他个人还校辑清人著作数十卷，撰写论文多篇。深厚的知识底蕴、丰硕的研究成果、丰富的书目工作经验、刻苦的向学精神，让他深得袁同礼的器重。当时，未及而立之年的父亲已经成为了学界引人瞩目的青年学者。
1932年母亲刘修业由燕京大学毕业，进入北平图书馆工作，并在父亲手下参加编纂《文学论文索引》的工作。父亲对母亲的工作能力非常赏识，曾夸奖她具有与索引分类一脉相承的“苦心”。
1934年父亲奉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之命，赴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等地收集整理散落于海外的敦煌及其他古典文献。父亲以敦煌遗书、明清时期西洋传教士的华文著述、太平天国史料、古刻旧抄四部书罕传本等 4 种文献为考察主要对象，历时 10 余年，遍访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梵蒂冈、美国等各大图书馆，查阅古籍、撰写论文，陆续发表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海外希见录》等著名文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举成为这四个领域内的学术权威，其中在敦煌学领域的成就最负盛名。
父亲赴法国后，与母亲之间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二人鸿雁传书，渐渐有了感情。1936年父亲写信邀请母亲赴法，母亲欣然接受，并于同年夏天，乘意大利轮船赴法，在威尼斯登陆，与父亲见面，共同开启了海外寻访古籍的学术之旅。
在父亲之前，中国人既没有见过伯希和窃取的大部分敦煌卷子，也没有大批见过斯坦因掠取的卷子。这些本属于中国的国宝，却被外国人霸占，伯希和他们还特别刁难中国人，不允许中国学者拍照，甚至不允许他们抄录，一些学者只能够凭着记忆，看完卷子后默写下来，这给敦煌学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父亲热爱祖国的文物，在国外见到这些宝贝，又想到旧中国反动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心中无比激愤，决心要与外国汉学家一争高低，使我国的敦煌学研究释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不知是父亲深厚的学术功底、刻苦研究学问的精神感动了伯希和，还是因为父亲有着比较好的语言能力（父亲在赴法之前，听取了老师陈垣的劝告，努力学习外文，使语言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不仅能够沟通，而且还能够用法文编辑敦煌卷子目录，现在我家里还可以见到一本父亲当年手写的法文敦煌遗书目录），父亲居然得到了伯希和的认同，让他帮助编写敦煌卷子的目录，并可以随意拍摄敦煌卷子。
据母亲回忆，虽然巴黎风景如画、生活繁华，但这些都没有使父亲陶醉，最吸引他的还是被劫去的祖国瑰宝——敦煌遗书卷子。他把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放在这上面，终日埋头在敦煌卷子堆中，选出较为重要的摄制缩微胶卷。在父亲的不懈努力下，最终拍摄了 1600 余种，近 3 万张微缩胶片，并寄回了祖国，使国人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看到了被伯希和劫去的敦煌卷子的面貌，成为敦煌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这些珍贵的照片至今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供学者们研究使用。
父亲是古籍方面的大家，对中国古代典籍非常熟悉，特别对四部书等古典文献造诣颇深，知识积累丰厚。因此才能对从未见过的敦煌遗书进行辨别分析，定出其价值，也才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心应手地从伯希和、斯坦因所劫的敦煌文献中，将比较重要的历史文献、经济史料、科技史料、俗文学、变文、古逸佛经、道经及一些佛、道等宗教相关的重要史料都拍摄了缩微胶片携带回国，并撰写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为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37年父亲与母亲在巴黎结婚，两年后哥哥在巴黎出生，那几年他们经常往返于巴黎与伦敦之间寻访古籍，因此给哥哥取名黎敦。
1939 年欧战爆发，欧洲回国的航线被迫中断，因此父母决定绕道美国，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们抵达美国后，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主任恒慕义邀请父亲为其鉴定一批馆藏的中国善本书。国难当头，父亲归心似箭，但老师袁同礼劝父亲接受恒慕义的邀请，父亲考虑再三，接受了老师的劝告，改变了回国的计划，开始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潜心研究，考定古籍。
父亲夜以继日，一头钻进了他十分喜爱的古书堆中。他详细记录了每种善本书的印刷、刻工、行款、板框等信息，并对每种善本书写出了详尽的提要。对这些既枯燥又繁琐的工作，父亲干得饶有兴致。经过父亲的不懈努力，撰写出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善本书提要1600余种。
由于父亲工作成果卓著，后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也邀请父亲为他们撰写了馆藏善本书提要1000余种。
经过 10 余年的欧美寻访古籍，父亲不仅成为了知名的敦煌学专家，也成了阅读、研究、记载善本书最多的版本学、目录学大师。父亲博览群书，记忆力超强，掌握了当时最多最好的研究资料，因此许多著名的学者，像胡适、郭沫若等，都经常与父亲通信，请他帮助查找资料，或是为研究的问题寻根溯源。我觉得父亲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最强的“电脑”和“搜索引擎”了。
三、救书
父亲工作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是我国文化典籍珍藏的宝库，这里集中了宋金元明四朝，以及从清朝内阁大库、国子监南学继承来的藏书。光是甲、乙库的善本古籍，就有近6万册。
日军侵华之后，对中国的文物展开了疯狂的掠夺，北平图书馆的藏书也在他们的觊觎之下。“九一八”事变，北平危急，为了保护珍藏，在教育部的指示下，北平图书馆采取了一系列行动。1933年第 1 次将善本书分 4 批运往天津，1935年“华北”事变，日寇南侵势态加剧，又将善本书从天津运往条件更好的上海保存。“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接着上海也沦陷，这批藏书就被转运到了法租界的上海震旦大学保存。
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上海法租界开始常常受到日本宪兵的搜查，国民政府的寄存物被掠走不少，这批 300 箱的善本书，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将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远离战火的美国，投向了世界上典藏最为丰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经过袁同礼馆长和时任驻美大使胡适与美国政府反复交涉，美国国务院及国会图书馆同意暂时代为保管这批中国珍贵古籍，并在战后全部归还中国。
然而当时上海已是日军的天下，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将这批国宝运往海外，无疑要冒着生命危险。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当时尚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负责整理中国善本书的父亲，挺身而出，临危受命。
1941 年 2 月，为了挽救国家大批的善本珍藏，父亲将生死置之度外，毅然由华盛顿绕道香港，再由香港抵达上海。
父亲在返美后的报告中写道，“及抵沪，见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处，小巷口皆不许通行，大街亦堵截其半，仅留车马与行人过路，初睹此状，能不惊心。”可见当时形势的险恶。
父亲在由旧金山驶往香港的轮船上给母亲写信，其中一段这样写道，“明天便抵达香港了，此刻似尚未走完台湾海峡，换句话说，便是沿着福建海边走，可是已过福州了，若是有您在此，一定更多感慨，不知何年何月，我能伴您一探故乡，到福州去闲住几天。”（我母亲是福州人）在信中，父亲还提到了未满两岁的儿子，他叮嘱母亲说，“煮水煮饭，一定要开里边的火，热汤热水，一定要放在桌子里边，因为黎敦已经够高了，他若把那热锅碗爬倒，重则烫死，轻亦十数日不能好，这是大小孩最易犯的病呀！”可以看到，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父亲，在这时，还是对爱妻、爱子怀着深深的挂念。
要想把 300 箱善本书从日军的眼皮子底下运走，绝非易事，袁同礼决定让父亲从这 300 箱书中挑选出最珍贵的典籍，父亲在那危险的境地里，每天潜入法租界，将这 300 箱书一一打开，精挑细选。最终他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从那6万册书中挑选出了2700余种，近 3 万册最珍贵的善本书，装满了 100 箱。这批书后来由袁同礼和钱存训，托熟人通过海关运往了美国。
这批书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后，又由父亲夜以继日地制成缩微胶卷，并全部翻阅，详细地撰写了提要，一并寄回国内，为保存我国珍贵的文献古籍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教书
自 1934 年起，父亲多年在海外各大图书馆寻访古籍，深深地感到国内缺乏训练有素的图书馆专业人才，因此早就下定决心，要为中国图书馆建设的发展，图书馆学教育的振兴做出一番事业。
1945年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在1945年至1947年的几年时间里，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父亲，常常就筹办图书馆学专修科的事宜，与胡适先生商谈，1947 年在胡适校长的积极支持下，父亲终于实现了在北京大学开办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梦想。
1947 年 3 月，父亲和母亲带着哥哥，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据哥哥回忆，他生在巴黎，从小在美国长大，回国时基本不会说中国话，他一下轮船，第一眼看到满目疮痍的祖国，而且周围的人讲话他一句也听不懂，当时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回到北平，父亲开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同时在北平图书馆参考部任主任，他半天到北图办公，半天到北大讲课，并积极筹备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创办工作。
初办的图书馆学专修科，招收中文、历史、哲学、教育等系毕业或肄业，而有志于在图书馆工作的学生，在学习图书馆学课程两年后分到各大图书馆去工作。虽然图书馆学专修科只办了两届，人数也不多，但却是父亲从事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开始。
1948 年 12 月北京解放。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赴美国工作，父亲被任命为解放后国立北京图书馆第一任代理馆长。
解放后，百废待兴，为了扩大招生，筹办更正规的图书馆学教育，经过父亲的不懈努力，1951年教育部批准将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本科，创建了四年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父亲担任第一届系主任。
1952 年，我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并从城里搬到了西郊燕大故址，这时父亲辞去了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的职务，专心致力于教学。
从无到有创办一个全新的图书馆学系，父亲花费了他全部的心血。他从兰州请来了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先生，后来又请来了藏书建设专家陈鸿舜先生、参考咨询专家邓衍林先生、西文图书编目专家关懿娴先生、西方图书馆事业专家夏国璋先生、前苏联图书馆学著作翻译家舒翼翚先生等来系担任教学、科研工作。
父亲亲自将这些名家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请来。前一段我有幸见到父亲致邓衍林先生的五通信札，上面全是有关聘请邓衍林先生回国任教的内容，大部分是有关教学、科研的问题，同时也提到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信上说，
“衍林兄：给兄之房，3 月 15日可空出，经兄指示，在 15 日前便可动工修理，所以迟至 20 日稍后即可搬入。”另外信中还提到，“（孩子）入小学事，大致无问题。”可见父亲不但是考虑了他们来京后教学、科研的安排，同时也为他们考虑了生活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真是面面俱到、细致入微。
新建的系开设什么课程，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父亲首先开设了“中国工具书使用方法”这门课。实践证明，能否熟练地使用工具书，对学习和今后的独立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在许多高等院校的文科都开设了这门课，充分地反映父亲在这方面的远见。
接着父亲还开了“普通目录学”“历史书籍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图书目录史料”和“中国书史”等课程。同时，还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过“书目问答”。这些课程父亲都是自己编写讲义，边讲边写。
虽然父亲系务工作繁忙、社会活动多、科研任务重，但他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勇挑教学重担、亲自给学生讲课。在他的影响下，一代中青年教师也同样热爱教学，乐于担任教学任务，在系里形成了良好的风气。
父亲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讲重点、难点，讲近期研究心得，例如对历代正史艺文志及补志记载图书范围的差别及缘由，古代重要书目提要编写体例的演变及过程等等。父亲上课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启后人之所思。
父亲对学生的辅导，百问而不烦不厌，常常课后与学生续谈很久，可谓诲人不倦。
父亲对年轻教师手把手地教，将重点放在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的能力上。通过帮助备课，或指定完成研究课题两个途径来进行。据父亲的学生朱天俊回忆，他初次讲课，父亲要求他尽可能阅读参考资料，进行实地调研，编写所讲章节的讲义，写出讲课提纲，然后在教室进行试讲，通过后才准予对学生授课。讲完课还要及时听取学生的意见，并进行总结。父亲把课堂看作是神圣的殿堂，这对年轻教师的日后教学工作帮助很大。
1956 年国务院领导制定《哲学社会科学 12 年远景发展规划（1956-1967）》，父亲是其中图书馆学部分的召集人。父亲十分重视这一图书馆学的发展规划。当时参加规划制订的专家学者们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父亲倍受鼓舞，他总是把这张参加接见的照片挂在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上。
父亲在治学中是一位理性至上的学者，在关怀他人特别是提携后学上则是一位厚道至上的性情中人。据父亲的学生陈文超回忆，当他写完《中国图书通史》的初稿寄给父亲求教时，父亲居然给他写了一封16页，长达4600多字的亲笔信。在详细评述书稿、充分肯定、热情鼓励之余还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指导性意见。另一位学生金恩晖回忆，他被分配到吉林省图书馆工作后，写信向父亲请教古典文献方面的知识，每次都很快收到父亲的回信。1961-1965 年间，父亲就陆续给他回过十几封信，有的信长达两三千字，大多是指导他如何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和地方志的。父亲不仅在学问上提携后学，而且在生活上也对学生们十分关心。据父亲的学生王锦贵回忆，父亲不仅在学术上教他学会了经史子集的知识，而且在得知他父亲病危时主动解囊相助，每次王锦贵教授对我提到这些事情时，都是感动不已。
从这些往事可以看出，父亲真是把北大图书馆学系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扑在了上面。北大图书馆学系现在已更名为信息管理系。父亲培养出的人才，被分配到了全国各大图书馆工作，他们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许多学生也留校任教，像朱天俊、周文俊、王锦贵等后来都成了系里的领导。现在信息管理系大楼的走廊里还挂着父亲的大幅照片。父亲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他培养出的人才，将一代又一代为祖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五、著书
父亲自读书时代起，就开始著书立说，他还在上大学时，就出版了《老子考》《国学论文索引》，除此之外，还整理了《观海堂遗书》，辑录了杨守敬的群书题跋之不见于《日本访书志》者，编成了《日本访书志补》。此外他还辑录有《史略校勘记》，撰有《杨惺吾著述考》等。（下转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