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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现了新病毒，不断解锁的传播模式，整个国家被染成红色，一个个被红点标记的飞机与船只，关得住的边境与来不及研发的解药……”离2020还有两天时间，

“武汉发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疫情”的一条推送，一下子勾起了“瘟疫公司”游戏打通关的回忆。没想到焦虑最终成为了这个春天的主题。身处异国他乡的我每天刷新疫情动态，两个半月之后，新冠病毒猝不及防地就落脚到了我生活的美国城市。我和国内的家人朋友倏而角色互换，我成了那个被担心的对象。

尽管“疫情无国界”是主流的声音，但疫情下的生活使我对“身份”与“国界”的概念越发敏感。

2月底和同学去华盛顿特区的参观计划由于家人的担心而取消。3月中旬一周春假的第三天，北卡州确诊两例病患，学校发来邮件通知春假延长一周、开学后改线上授课，翌日州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戴口罩”于我不仅仅是防护措施，还意味着身份问题。自美国去年严重的流感季起，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就因为是否戴口罩防护病毒的问题纠结不已——美国文化认为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而彼时已经有中国人在欧洲受到歧视的报道，健康和安全的权衡中大多数人还是选了不戴口罩。到了此时，中国学生已经不再顾及流感季以来戴不戴口罩的纠结和顾虑，一一戴上了口罩出门。同学未雨绸缪地催促我尽早囤货。为了不使我一个戴口罩的亚洲面孔太过扎眼，我尽可能只去亚洲超市置买物品。室友

则有意避开了沃尔玛购物，因为那里的顾客很多不是典型的中产阶级装束、种族构成也比较复杂，相对遭遇歧视的风险大一些。

疫情的阴云逐步逼近，我一开始对维护国家与民族的立场高度警惕，随着社区生活气氛的变化，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压力。访问期间我加入了当地一个亚裔美国人社区，共同的肤色、语言和饮食习惯总能让人增添很多亲切感。然而自从武汉疫情升级，和社区成员见面寒暄、互通有无时开始感觉到无意间被冒犯：

“政府用强力把你的家人关在家里，他们的生活一定很困难吧？”在生活中和朋友们聊到一些国内抗疫的关键事件时，也发现了有些事情进入他们视野之前，就已经被改换了面貌、嫁接编织进入了本不相关的其他话题。意识形态的争论我早有心理准备，但真正让我吃惊的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享受着全球化福利的美国居民竟然没有察觉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偏见。这个有色眼镜不仅仅隔绝了他们和华人民族的关联，也让他们对疫情爆发步步紧逼的巨大风险视而不见。

美国确诊数字井喷后社会环境张力陡增，我们的交流也产生

了微妙的变化。同住一个小区的其他亚裔邻居想起了我半个月前赠送给他们口罩的许诺，从我这里取到了已脱销许久的口罩，州政府的举措、联邦政府的失误成为我们新的话题甚至是共识。应对特朗普一天一句的“中国病毒”，小区里其他中国访美学者开始组建“自救群”，网购顶门器、灭火器、棒球棍以防万一。学校向全体学生群发邮件，肯定中国学生和华裔学生在学校社区的参与和贡献，并在颁布离校令后批准了全部中国学生的逗留申请，坚定地维护中国和华裔学生的合法权益。移民教育课上，我和拉丁裔、白人学生在视频见面里一起吐槽近来被政客煽动的种族主义情绪，我们一起互相体谅和分担对种族主义、仇外主义的焦虑。我们的华裔教授在讨论后点评：

“美国本是由移民构成的国家，但我们的国家又总在和各个国家陷入战争。为了国家利益和国民团结有时不得不如此，但每次冲突之中，由对方国家移民而来的族群便陷入了身份的两难。”

在这段美国生活中，我一开始便知道我要与美国社会的“亚裔”身份保持距离：尽管我可以与美国亚裔用共同的语言分享他们有所体验的故乡文化，但国家的概念和价值立场远远超出我们之间血缘与文化的共通。直到自远方的危机突然点燃了美国社会，社会心态的动向搅动了每个人的生活，不可磨灭的血脉情感终于又能够鼓励我们在困难时光互相支持，一起应对美国疫情中物资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挑战。而在公共生活中，州议会华裔议员在微信上有意用中文与华裔和旅美同胞沟通，鼓励华人社区向政府游说介绍中国经验，以华人的政治参与给自己的履职建言提供代表基础。该议员也理解华人在微信上问候支持和宣泄情绪，但

强调华人团体还需要借助故土的力量协调资源、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在美国媒体上、在美国社会格局中主动塑造族群的政治形象，凭借团结和参与主动出击，方能保障整个族群的权益和机会。

疫情不分国界，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但我的海外生活里“国界”的概念却越发凸显。特殊的身份，给我带来了诸多的迷惑、气恼和为难。

首先是我的迷惑：从易感人群、传播路径、致死率、防控措施等等角度来说，微信上的“新冠病毒”、

“新冠肺炎”与美国人生活里的“coronavirus”、

“COVID-19”似乎是两回事，病毒入场美国开始扩散前，简直主动做出了些“入乡随俗”的适应与改变。白宫首席科学家在发布会上介绍了政府为减少接触传播的主要措施，无论是当地政府的防控指南还是视频课里80岁老师的苦口婆心，要点都是“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你们是安全的，但要保护好你们易感的中老年家长”。在美国戴口罩仍不是防范指南上的推荐措施。随着疫情逐渐严峻，被美国人尊为英雄的福奇博士除了不知疲倦地向总统特朗普谏言，也从白宫幕后主动走向公众媒体的台前，不遗余力地向民众讲解疫情要点，然而他的要点其实仅是国内最早期的防疫共识。再看美国媒体所借鉴评析的他国防治经验，也少有中国经验与中国科学家的发现。

中国的声音与形象呢？这便是我的气恼所在。看过几篇《纽约时报》的中国疫情报道，内容无外乎美媒对中国的几项宏大叙事：言论自由，技术跟踪，集中体制，罔顾人权，挑战国际秩序的威胁。中国依凭缜密的流行病学调查排查出的无症状病患等病情特性最近才开始为他们所重视，然而他们却又拿着这个事实来猜测我国

是否在操纵诊断标准、质疑中国近期本土病例的清零的成果。这时我知道了：尽管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科学是人类共享的财富，但是人类的文化观念和政治主张还在不断地制造着偏差和界限。我们的苦难与坚强并没有被他们所理解，我们的成功与经验自然也无法在他们的语言中表达。

美国对中国的有色眼镜让我恼怒，而国人对美国的不信任又反过来使我为难。爷爷对“美国趁军运会散播病毒、以流感掩盖新冠”的说法深信不疑，急切地打电话让我提高警惕，而我首先要做的是体谅和回应老人的牵挂。确诊病患数过万之后，不断有家人朋友劝我赶紧回国，但我的访问尚未到期，我只好借用削减中美航线的防控规定简略地回应他们，“航班恢复马上走”，也为防控境外输入做些实际贡献。

今天早上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满载作者感情的文章，作者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观点来映照瘟疫笼罩下的现实：

“社会中的群体被成功地定义、区分为自我和他者，‘我们’和‘他们’，由此我们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去掩盖智识上的懒惰，省去了自己做道德判断的麻烦，方便地指摘不属于‘我们’的人们。”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课上，老师常常强调研究者要警醒自己“局内人”还是“局外人”的研究身份。异乡于我而言就是一个“跨国空间”，我催促自己尽可能不要错过两个国家、两个社会的生活。最后我却透过疫情发现：国家的界限不仅是语言上无法沟通的障碍，还有生活与回忆中难以共情的沟壑，不可融通的国界与不可分割的身份，使我能够感知到这种心理与认知上细微但难以弥合的深渊。近来，直到武汉发生的危机在纽约重新上演，美国社会对“失去的六周”的检讨将“武汉病毒”的论调逐出市场，美媒开始鼓励人们从武汉的胜利中看到人类共同的希望。我也能够将我们在至暗时刻的悲伤、信念、自我纾解和众志成城介绍给当地的朋友，让中国人的记忆与财富也成为他们生活的力量。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7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