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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东园左邻右舍》书影

注：图片由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米德居住在燕东园20号小楼期间拍摄

编者按：今年年初，北京大学徐泓教授的非虚构力作《燕东园左邻右舍》出版。兴建于1926年的燕东园是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及其家人的起居之所。徐泓教授以特稿的笔法和详尽史料，让挂上“历史建筑”标志牌的燕东园22栋小楼开口说话，讲述了1926年至1966年小楼里住户们的历史往事、情感与记忆。本刊刊登徐泓教授专访，分享她的写作初衷，以及对记述时代的感怀与思考。同时分享北大法学院博雅讲席教授吴志攀对该书的荐文，以飨读者，让读者跟随前辈学人的脚步一同领略燕东园历史上往来的北大人风貌。

雷打不动准时出现在桥西33号楼前空地的杨业治爷爷，又在练习羽毛球颠球。长了一双漂亮大眼睛的周珊凤阿姨，正从院子里那个月亮门走出来。桥东21号院子外面，突然出现了几十个特大号蛐蛐罐，引得园子里的男孩们跑来一探究竟。如果你也想看看21世纪以前的燕东园是什么样子，请随我们叩响燕东园40号楼的房门，那位满面笑容为你拉开门、唤你进屋坐的女士，就是一位自1946年深秋就居住于此“最了解这块儿”的主人，她的新书《燕东园左邻右舍》就像一把打开记忆宝库的钥匙。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徐泓，在当了30年记者后，回到大学又教了20年新闻，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后，笔耕不辍地完成了对燕东园故人、往事的书写。《燕东园左邻右舍》借助22座小楼的沧桑百年，在史料和采访的支持下，用特稿笔法讲述了一代学人的起落人生，传递了一位记者的职责与思考。

建筑本身是历史的记忆

2023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燕南园”项目在由11个亚太国家参评的48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3年亚太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这是继2019年燕东园和燕南园被宣布列入北京市历史建筑后，又一件让徐泓倍感欢欣鼓舞的事情。“这对北大的文化遗产保护而言是具有标志性的”，在徐泓眼中，“这两个园子历史上是并驾齐驱的。”于1926年先后动工的燕东园和燕南园，都曾是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一代名师及其家属生活的地方。

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于20世纪30年代，从海外留学归来，立志以科学报国、科学救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留下，为新中国各学科奠基；在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出山尽力，传递薪火。这代学人，对徐泓而言，既是要“缅怀和致敬”的一批学科带头人，亦是自己的父母长辈。他们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他们的命运同时也是国家命运的一部分。他们在文化、科学、经济建设的各方面都做出过成就，却因为种种原因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被忽视了。“当故人逝去，历史缄默，还有建筑在说话”，这是徐泓想到的借助建筑打捞与抢救故人与往事，重现燕东园百年沧桑的方法。

“建筑本身是有历史记忆的。”从“金秋时节，火红如炬，绚丽异常”的桥东枫树林，到“严谨整洁，又玲珑剔透”的书房；从“先桃后杏，接踵开花”的桥西40号、41号院子，到铺着“一块块长方形的洋灰板”的桥东小路，“燕东园的这些小楼都各具特色，非常有意思。”徐泓一笔一笔书写着、描绘着熟识而美好的故园景象，那些故人记忆的丝线也从一片片砖瓦的间隙中飞了出来，前后相接，汇聚在一起。

一位从业30年新闻记者的职责和夙愿

“我从大学开始学的就是新闻专业，当了将近30年的职业记者，再回到大学教书，还是教应用新闻学，特别是新闻采访写作。”徐泓从未离开过新闻行业，她说：“我骨子里始终是一名职业记者”。“记住以往历史中间那些最珍贵的、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遮蔽的东西”，是一位笔力遒劲、经验老到的记者的使命感，也是一位教书育人、桃李芳菲的教授常常提起的“夙愿”。

“做记者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现在退休了，肯定是要去做我想要做，也没有人在做的事情，那最容易的就从我身边做起。”1946年11月，在徐泓“过百日”那天，徐献瑜、韩德常夫妇一家从燕南园59号搬进了燕东园40号。

“让我生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环境里，确实是命运给我的一个馈赠。”徐泓的话语中饱含温情和感恩，与之相随的便是那份不可推脱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看着园子里搬进又搬出的新住户，听着“燕东园二代”成长起来的欢笑声，徐泓从婴孩变成了最了解这里的“独一个”人；也从园子里70余年来那些“不为外人道”的往事亲历者，变成了将这里的故事“说与外人听”的记忆书写者。带着这样一份职责，她长期关注记录着园内的所有小楼的变化，从海内外搜集了各式史料，线下线上采访了几十位曾经住在这里的燕东园二代，将这样一份珍贵的记忆“打捞”和“拯救”起来。

《燕东园左邻右舍》出版后，徐泓在自己的研究生“泓门”圈里说：“这也是我交给你们的一份答卷，我教你们新闻，我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你们应该怎么做新闻。”

记忆和遗忘的竞争：扩展历史的空间

徐泓的一位学生说：“新闻学的尽头就是历史学”，这句话给了她很大的启发，新闻学和历史学确实有紧密的亲缘关系。“二者最大的公约数是什么？新闻追求真实性，历史追求真相，都要求用事实说话。”《燕东园左邻右舍》是在新闻与历史的交互表达中完成的，用徐泓的话来说，这里面是一场“记忆和遗忘的竞争”。

“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记忆和遗忘之间的竞争，很多东西被记住了就是历史，被遗忘了就出局了、淘汰了。”在写作过程中，徐泓正是完成了一次同遗忘、同时间抗衡的比赛。某种意义上说，《燕东园左邻右舍》是“燕东园子弟”们合作完成的作品。徐泓在后记中，大篇幅地点名感谢了所有参与者，她说：“这是一本关于建筑、故人与往事的回忆录，出自我们燕东园二代独特的视角、私人的记忆。以此缅怀我们长辈们波澜壮阔的学术人生、悲欣交集的精神求索，还有我们也曾经受益的——那一代读书人的家风、教养与品格的魅力。”写作过程也是和时间赛跑的过程，没有能等到此书的出版，两位对徐泓写作帮助很大的大哥，张企明（张景钺和崔之兰的独子）以及孔祥琮先后病逝了。

人物承载着记忆，而记忆又不仅仅同个体相关。在一个个小故事背后，徐泓还为北大一些基础学科的发展留下了“知微见著的启发”，埋下了“细节背后的线索”。搬进燕东园42号甲的心理学家周先庚先生，一生的经历是中国心理学科曲折发展的缩影；居住在桥西38号的生物学家张景钺崔之兰夫妇，居住在桥东24号南的生物学家李汝琪先生，他们的故事背后都有中国生物学科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燕东园左邻右舍》不仅记录了学人们的故事，还梳理了他们的师承关系。“历史的发展道路是非常宽的，有很多人和力量参与其中，也涉及到学科的发展”。在记忆与遗忘的抗争中，将更多的人和事记录下来，再现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让新闻有了更坚实的根基。徐泓认为，“新闻不只是当下，当有些被遮蔽的历史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新闻”。

新闻笔法：克制、冷静和悲悯

“历史不是冷的，历史是有温度的，只有有温度的历史才会被人记住，用情感去触动。”徐泓希望给这部作品中的文字赋予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这股力量的源泉也同新闻写作的经验相关。现场、细节、情感，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克制、冷静、悲悯，从一撇一捺倾泻而出。

基于职业记者的训练，徐泓要求自己不仅是“抵达历史现场”的人，还是“用跳动式的文字”让人物在细节之处“活起来”的人。建筑是历史的现场，书籍是延伸出的又一现场。作为燕东园标志物的“从楼顶通下来的排水管道”、“中等个头、腰板笔直、肤色微黑、双目有神”的林启武伯伯、“焐热听诊器”的杨大夫，等等，徐泓将这些被捕捉到的建筑、设施、人物等要素依次放置在书页上，历史的生命力在流动的文字里跳跃起来，二维平面上的黑白文字变成了三维世界中真实、完整的形象和意境。“我要写人和人之间温暖的关系，留下一份情感记录。”把温暖的故事用温情的方式诉说，把苦涩的往事用克制的笔法书写。徐泓所书写的是高校中的一个文化精英群落，但她用普通人的心态去记录身边这些人与事，不仰视、不炫耀，坚持用史料说话，用采访来的细节，克制、冷静、客观地叙述。新闻笔法背后的原则坚守，关照着历史，也关照着现在的我们。

“有兴趣，眼睛就会特别亮”

数百个严谨标写的页下注，还原人物当时样貌的老照片，每章起始处的钢笔画，几经搜寻推敲的住户名单，《燕东园左邻右舍》的完成并非易事。“费劲与不费劲在于你有没有兴趣，这些在我这里不苦”，徐泓口中的写作经历是乐趣盎然的。

“有兴趣做这件事的时候，眼睛会特别得亮。”谈到“自己下了大功夫”完成的住户名单，徐泓翻着手里的书，兴奋如昨。那些历史的线索、人物的关联，就像串珠一般散落在史料各处，而徐泓就像一位经验丰富又兴致勃勃的师傅，能够快速把它们串联在一起，串珠也像有灵性一般，一个一个跳跃至她手中。如她所说，“随便翻翻材料，就能看到这个线索跟它有关系，下个线索又和这个线索有关系，再多问两句，任务就完成了。”徐泓的好朋友、报告文学作家钱钢在微信留言中说：“这里有记者徐泓的寻觅求证、有学者徐泓的旁征博引，更有‘邻家女孩’徐泓的亲历和见证。”除了文字，徐泓还想让燕东园的小楼真正出现在读者眼中。“把几种不同类型的小楼用素描画出来，形象一些，也更艺术一些。”中国新闻社原社长章新新就是那个让小楼浮现在画纸上的人。他曾经是徐泓的同事，徐泓指着家里墙上挂的那幅章新新送来的画说：“他喜欢画画，又特别喜欢这本书，所以很快就给画了插画。”

《燕东园左邻右舍》的出版不是个人力量所及。“我只有感谢”，这句话徐泓重复了三次。从采访，到编辑；从出版，到宣传；从推荐，到鼓励。看着这本凝聚着情感重量的、沉甸甸的作品，徐泓更希望能够通过写书、编书、出书的方式，在历史面前和青年一代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