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史记》里写了大量的人物，从帝王将相到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庶民、刺客、游侠等，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无所不有，且大都充满了悲剧色彩，他们的作为与追求，昂然奋发，气贯长虹，滋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骨。

《史记》所记载的人物在回击或承受命运打击时所表现出的非同寻常的气质和高贵的超拔的品质，尤其震撼人心。如一生颠沛流离、忍饥受难的孔子，为了坚持真理和信念，甘愿用自己的苦行去维护和传播他所信奉的真理；屈原愤怒投入汨罗江，用生命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殉道精神作出回应；伯夷、叔齐骄傲地饿死在首阳山上，为的是他们信奉的“义”；王蠋“义不北面于燕”，在侵略者占领国土后自刭而死；至于荆轲、豫让、田横及其手下五百宾客在一定程度上则具有宗教式的献身和牺牲精神。虽然他们所殉之道或为国家政治，或为固执一端的某种信仰，或为他们信守的义礼，这一切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献身的热诚，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都超出了凡人所沉浸的利欲的深渊，具有无所畏惧的精神特质。此外，还有商鞅、晁错等一批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中不可避免地被推上祭坛成为牺牲和供奉的人物。商鞅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强的征途，为其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晁错的削藩政策是巩固当时的大汉帝国的必由之路，不如此历史就会走向倒退，他们的作为，都是“万世之利”的功业，而在当时，他们的牺牲又是现实给定性造成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他们的牺牲，他们的作为殉道者必备的优秀的素质才得以显示出来。马克思曾指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因此，人类才每每获得从利欲的渊薮中超升和跃进的激情。

《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一生为大汉帝国辛苦征战，一些功劳不如他的将领早已飞黄腾达、位列三公，而他却白首未封，他不由得去请教算命先生，满怀哀怨地问:“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因命也?”他的困惑与不甘，导致他后来主动请战，不被批准后便愠怒于色，与卫青产生了矛盾，直至被排挤，冤屈而自杀。另一位威振当时的秦国大将白起，对自己被无辜赐死，激愤地询问:“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大将军蒙恬在被无辜陷害时也曾愤然问道:“我何过于天，无罪而死?”与此相同的那些“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大臣，如关龙逢、比干、屈原、伍子胥等人在垂死之际都曾把怀疑的目光投向给予他们不公平对待的昏君暴政。世间的无情与虚幻迫使他们对于自己短促的一生中所作的奋斗与挣扎产生怀疑。《李斯列传》中的李斯，在少年时以观仓鼠之一叹，带着对富贵的热衷投身社会，最后却在腰斩于市之前对他的儿子叹息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不仅是对他自己孜孜以求富贵荣华的一生所具有的意义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对这种价值人生的否定。

“温柔敦厚”是中华民族所称道的精神品质，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却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极端地展露了这些人物倜傥非常的人格，不肯调和地暴露历史的残酷性。伯夷、叔齐曾被孔子作为无怨无尤的典范，说他们“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但在《史记》里他们不仅首先勇敢地怒斥君王的“以暴易暴”，还坚决地采取不调和的斗争手段自绝于这个社会。荆轲、聂政、豫让、郭解他们的行为是“言必诺，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采取的是流血手段，行侠仗义。陈胜不屈从命运与种姓的压制，揭竿而起，反抗秦王朝的暴政。在《史记》里好人往往不得善终，“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屈原正道直行赤胆忠心，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愤而投河；伍子胥忠于夫差，直言敢谏，却被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戚夫人被妒恨的吕后制成“人彘”，令人惨不忍睹；项羽一代英豪，临死时将自己的身体送与同乡请赏，尸体被争得四分五裂。在《史记》中充斥着整个世界的是利欲熏心、权力相倾、无爱的政治婚姻和冷酷的父子兄弟关系。

《史记》中的悲剧英雄都具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力，并且把自己垂名后世作为至上的追求，不惜忍受比死亡更难以承受的耻辱、毁灭和打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表现的:“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如孙膑被庞涓施以膑刑之后，以刑徒的身份去拜见另一个国家的使者，借以离开不能施展抱负的魏国，做了齐国的大将并打败了魏军，最后“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勾践战败后，苦心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即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耶?”他“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抚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最后终于灭掉吴国，称霸一时。范雎在魏国供职时，被魏相误认为做了敌国的内奸，被折肋、摺齿置于厕中，让饮酒的宾客们向他身上便溺，极尽诟辱。在这种必死的境遇中，范雎买通看守，逃到了秦国，做了“垂功于天下”的秦相，最后报了仇雪了耻。这些人所求的绝非苟且偷生，而是立功成名，赋予生命再度的辉煌。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还与中国文化苦难造英雄，即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这样一种心态相吻合并一直纵贯在中国文化哲学的意识中。

《史记》中的英雄人物，几乎都是在绝望中怀有真诚的渴望，在绝对的失败中谋求永恒的奋进，在黯淡的世界里力求使生命富于价值，战胜和超越自我，走向昂扬和振奋。项羽被刘邦的军队逼至绝境，他唯一爱的女人自尽了，他所有的军队都要溃灭了，他的身边只剩二十八名骑兵。这时，一条小船横在江边，他本可以听从乌江亭长的劝告，上船逃回江东去苟延残喘，以图东山再起。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以其富悲剧意味的方式承认了天定的悲剧结局，即“天亡我”的现实，却又对天的给定发出挑战和怒吼。他用仅存的二十八骑重排阵式，再度冲锋，斩将夺旗；他瞠目一叱，让敌兵避易数里。他用目光注视着前面的敌人，不去关心注定是黑暗无望的前途，就在这冲杀的一刻，他成为战胜者，成为一个无限荣耀的、通体洋溢着生命活力的斗士，这一刻，他以豪迈的意志、骄傲的尊严和无畏的勇气超越了到来的及未来的悲剧。他对悲剧现实响亮地回答:我承认我必定失败，但绝不输在现在；我只输给无形的“天”，但绝不输给任何面前的敌手。最后他用自己的手割下了自己的头，他似乎要以此证明:连死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他杀了自己，而没有让天或任何外在力量获胜。

这种超越精神大多在毁灭和失败中越发得到显露，它是人类尊严和高贵的一道牢固的底线，使人们无论陷人多么卑微的环境都能够始终保持着一股傲气和风骨。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经“李陵之祸”，饱含自己的全部感情和血泪，带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和悲愤，为那个时代和后人传记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悲剧式英雄形象，辉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苍穹，温暖并照亮了炎黄子孙的漫漫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