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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77年夏天在杭州高中毕业，在年底的高考以后成为了北大世界历史专业———准确地说，应该是“外国历史专业”———77级的24位学生之一。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故事，上大学基本上只是高中学业的自然延续，至今也只是过一个简单的读书和教书的生活。
　　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接触的世界史老师，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魅力四射的群体。和北大的其他教师一样，他们不仅传授知识，他们教给我们理想，教会我们鄙视肤浅和追求深刻。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让我们的视野转向了国学以外的境界，同时又教会我们关注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当年的马克垚老师，应该以英气逼人来形容，而不是今天这样可爱的慈眉善目。他经常提醒我写文章要思路清楚和概念准确，不要“糊里糊涂”，使我现在还有过分小心推敲字句和界定概念的“后遗症”。如果非要说一个故事，我始终记得“世界中古史”的第一节课，但不是那节课的内容，而是那节课的开始。马老师说起自己短暂学习机械工程的经历，说起他如何改变初衷研究起了历史，说到他少年时期经历的战乱，希望我们能好好学习，知道怎样能够让国家变得富强起来。这样的开场白，现在的学生也许会觉得过度理想主义了，但是对77级的学生，起码对于我，是具有鼓动效果的，而且难以忘怀。北大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地方。在大二，我们听过潘润涵老师的课，他面色鲜红和兴奋忘情地讲述着“阿芙乐尔号”那一声炮响。到了大三，同样留苏的徐天新老师却对前苏联农业政策的失败，做出冷静、深刻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从讲授古代两河流域的周怡天老师，到讲授亚非拉历史的郑家馨、林被甸老师，我对所有世界史任课老师的共同印象，是他们的感染力和抑制不住的奔放热情。这里有他们的形体语言，也有他们的语气和语调，更有他们炯炯有神的目光由讲台照射下来。尤其在每次听潘老师讲欧美近代史的革命运动以前，我都觉得应该敦促自己进入一个振奋的状态，否则真对不住讲台上慷慨激昂的老师了。潘老师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和其他很多同学其实都很怀念他的理想和奔放热情。无论大家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是什么、会有什么变化，他的激情是永远让我们感动和怀念的。他也知道我喜欢长跑，曾经鼓励我要跑更长的距离，说，“你每天就跑一点点，还吃那么多，越来越像个小胖子了。”真希望他在病好以后，也和我一样每天跑跑步。
　　张芝联先生在我们大四的时候，介绍给我们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一书。所有这些老师其实都开始在注意西方新的研究成果，开始帮助我们突破当时使用的前苏联教科书特定范式的局限。毕竟，当时我们所使用的主要教学参考书，是前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十卷本《世界通史》。
　　回顾1978年2月以来我们三十年的教学和培养机制，前苏联教育体制对我们世界历史专业的发展，既有正面的重大影响，也有严重阻碍，而且后者至今仍然构成一个结构性的弊病。1949年以前的中国高校没有系统建设过外国历史学科，我们的学科建设基本上是新中国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苏联专家和留苏学生的贡献，也得益于引进的大批苏联教材。除了厚重的多卷本通史教材，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和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的《中世纪史》等专门史教材，都为学生提供了相当详细和专门的学习材料，许多都是七八百页厚。这种规模和深度的外国历史学习和研究，在我们当时的学术史上是空前的。遗憾的是，我们在发展这一新学科的同时也为后来的提高和深入研究埋下了结构性的障碍。前苏联教育体制的一个特点是高度的专门化以及院系之间相对严格的壁垒。我们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一方面模仿了苏联体制的机械性，另一方面也忽略了苏联一些好的、实事求是的做法。
　　1963年，北大历史学系成立了世界历史专业，将“世界历史”———其实只是外国历史———作为一个专业来处理，而历史学系的其他两个专业是中国历史和考古（其实只包括中国的考古）。这样的设置给外国历史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带来很大的困难。
　　我觉得，外国历史研究虽然有相当的难度，但是并不是什么神秘和高深莫测的学问。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不合理的学科设置结构，能够建立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培养机制（包括专业设置、招生、外语和专业知识学习、学位论文写作要求等环节），我们可以比较快地将我们的学科水平提高到国际学术界通行的高度。最近历史学系已经改革了外国历史教学，并通过聘请外教加强外语教学。在这些已经在做的工作之外，更彻底的结构性调整应该包括下面的考虑：
　　1、将“世界历史专业”改名为“外国历史专业”，给予邓广铭先生当年提出的正名问题一个彻底的解决。而且“世界历史”这一语词具有过于浓厚的历史哲学色彩，本身就不适合用来做本学科的名称，也让国际学术界的同人觉得很难理解。世界各国的学科设置都没有“世界历史”这样的专业，都是具体到地区国别和断代的。
　　2、外国历史专业不宜放在“历史学”的名义下与中国历史专业一起招生，应该独立招生，而且应该有自己独立于中国历史专业的教学计划。这原本是北大历史学系的优良传统，在我读书的时候还是如此，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改变成按照“历史学”招生，世界历史专业原本独立的教学规划也逐渐消失了。
　　3、外国历史专业应该积极吸引外国语专业的本科生选修历史学双学位，吸引他们来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适当降低专业知识的要求。这也符合现在的“宽口径”思路。另一个结构性的改革举措应该是组建国外通行的跨学科区域研究中心，譬如能够独立招生和实施教学培养计划的美国研究系、欧洲研究系、俄罗斯东欧研究系和日本韩国研究系，将外国文学、外国历史、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等学科的教授组织在这些院系，培养外语能力和专业研究能力二者都优秀的人才。
　　我国目前对外国（文化）历史的研究过于薄弱，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毫无研究，对少数大国的研究也比较肤浅，基本限于现代经济与政治。这与我国的大国身份严重不符（如与美国对比，这一点更明显），与全球化格局下的时代要求也严重不符。作为一个大国和发展中的经济强国，中国不可能在重大的世界历史问题上没有自己独立的声音。海外留学固然不一定使得学者丧失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一流的美国史专家和法国史专家全是在美国和法国接受的系统训练，我们还会像是一个一流的大国和强国吗？美国、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汉学家很少是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的。我们必须建设一个结构合理的外国历史学科，使我们能够自己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外国历史研究专家。
　　（本文有删节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