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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靳尚谊：
把徐悲鸿提出的“尽精微，致广大”作为校训有着很宽的意义，还有他说的“宁方勿圆、宁脏勿净”，这本来都是他用中国的思维、中国的传统说法来概括、解释西方素描的标准。我觉得这相当了不起，他把最高级的、最核心的东西抓住了，就是要讲格调、讲品味，反对俗气、庸俗。将西方绘画最基本的传统用中国人的文化予以高层次的解读，在实践中强调中西结合来改造中国画，这是徐悲鸿对中国美术教育的贡献。在中西融合的指导思想下，徐悲鸿从国统区、解放区汇聚了大批的艺术人才，奠定了解放后中央美术学院发展及权威地位的基础。

钟涵：
徐悲鸿先生不但是个杰出的艺术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文主义者、更是一个爱国者。他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不能简单地与艺术家相提并论。1946年，徐悲鸿北上复建北平艺专，主张要建一个“左”的学校，以他个人的魅力和超常的魄力，大举广揽人才。这时期的人才来自三个方面，不仅有国统区的进步艺术家，也有来自延安的东北与华北的文艺工作者，还吸引了一批香港及海外归来的艺术家。他组建北平艺专汇聚的一大批艺术英才，为成立新中国的美术学院准备了力量。美院的知识分子，在艺术实践探索中把握了总的方向，找到了妥善的发展道路。即便经历过曲折、坎坷，但始终尊重艺术规律，崇尚学术，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凭借坚定的艺术理想与勤勉的精神，将一种严谨的治学传统坚持下来、保留下来。

邵大箴：
中央美术学院的传统就是重视基础。从徐悲鸿开始就提出素描是一切艺术的基础。素描就是形，是刻画，所谓“善画莫善于形”。中西方在素描问题上不同的是表现方法，但原理是相同的。徐悲鸿非常精辟的看到了中西方艺术的共同点。美院非常重技艺，艺术家是动脑筋的有创造性的手艺人，我们也不停留在技艺上，还要关注艺术原理、艺术规律这些“道”，正是具有“求艺探道”的精神，注重学术的传统，使我们区别于其他美术学院。强调中央美术学院的精神，一定要抓住“艺”，技艺和手上的功夫，来自头脑、眼睛和心灵的体验；一定要抓住“道”，艺术的原理、方向、规律，抓住了这样一个精神，美院将会生生不息，开辟新的篇章。

孙景波：
回顾我所接触到的美院先生们，无论在哪个年代，无论顺境逆境，只要一谈到绘画和学问，就如同艺术虔诚的信徒。基于这样一个崇尚学术的基因，无论在何种风浪和挫折中，师生都想办法保护了学术的净化和艺术的本质。这些老艺术家对于艺术的真诚，正是美院精神的传承。中央美术学院有一种传统，是始终与时俱进的接受新的文化理念和艺术表现形式，敢领风气之先。在新思潮的探索中，美院也会表现出自己的文化底蕴。美院人由于他们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能力，他们所表述的品位，还有他们的手艺精度绝非只似那种仅凭观念一时播撒的艺术。

张宝玮：
我是学建筑的，怎么和美院结缘的呢？我是1979年出国的，当时看到国外许多设计总会有个想法“我们国内为什么不能做呢？”上世纪80年代，通过美院来访的老师获悉靳尚谊院长想开办设计专业，并由他们推荐我回国任教。1993年我初到美院，当时最好的条件是从零开始，第一步先建立设计基础课，我们采用宽基础、大设计的概念，不同于造型基础，也区别于全国其他院校的设计专业。20年来设计专业快速发展，从专业到系科再到学院。今后的设计教学大纲应加强美术修养，有构思的建筑师，因为人文和艺术基础不够，而这正是美术学院应该培养的方向。

殷双喜：
1938年到1945年，也就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北平艺专，在中国大地的三个区域并存，一部分是六七十人辗转南迁与国立杭州艺专联合办学，一部分是以王石之为首的留守教师在北京保留了大批艺专的教学器材与图书，还有一部分教师抵达延安，艺专的薪火涵盖了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延安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第一所综合艺术院校，是中央美院的前身，鲁艺的创立思想、美术创作、培养人才奠定了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基本道路，研究鲁艺有助于我们了解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制度和模式。

隋建国：
回顾六十年以来的历程，雕塑系从50年代初留法的先生们开始奠基，60年代由留苏的先生们接班，到90年代后期，以老带新，目前这一代人开始发挥作用。经历了几次新老教师队伍的交替，几代人的接力棒传递，同时也有几次教学系统方面的调整，逐步实现了从早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今天的相对开放，并且专业性更强也更加多样化的教学。在这样前后几个阶段当中，雕塑系一直站在中国雕塑教学第一线的领军位置。

12月24日,“精神与实践——中央美术学院校史研讨会（一）”在校史陈列展厅举办

出席校史研讨会的学院部分领导及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