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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7月9日上午十点，我第一次踏进成都传媒大厦，前台登记、进入电梯，到22楼后拐进2209。时值暑假，一个一个的“方格子”里只有几个人，大三暑期实习做的第一件事是帮主编李清老师在网上查资料。
　　这是第一次到时代教育的全部记忆，与大学时想象的杂志社没什么区别。
　　那年暑假，我和另外一个实习生一起为《时代教育》（教师版）跑11年的教师节专题。在闷热的夏天里，我每天早上从西华大学挤至少两个小时的公交赴约采访，困得迷迷糊糊、热得满头大汗。那年暑假，我瘦了6斤，过得充实且颇有成就感。
　　坐221到西门车站，转37路到红星路二段。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这条路线，我跑了一年半。
　　2012年的一个晚上，一个人在报社加班。时间接近十一点，但还有很多的工作没有完成，索性，继续做下去。凌晨两点，两万多的采访笔记梳理完了。我伸了个懒腰，放松了一下酸痛的肩膀，走到饮水机旁边接水。一回头，看着空空荡荡的办公室，鼻子一酸，脑海里闪过了太多画面——大学四年，跟媒体有关的所有记忆，都和一群人相关。
　　如今，带着眷恋和无奈开始一个人的行走，回想与思念，总是闪回在无比疲惫的时候。
　　2013年12月21日晚上九点过，我接到了来自西华社20周年庆典晚会现场的电话。当时人在外地参加活动，一拿起话筒，我便走出喧闹的会场，走进一个安静的角落，听着电话那头现场熟悉的声响，关于大学四年的记忆再一次排山倒海地向我扑来——西华社、招新、新闻培训、采访、熬夜写稿、做报纸、做杂志、组织活动……
　　那是一段被文字和新闻情怀喂养的青春，它萌发于校报，成长于社团，而最终，发酵成了我和一群人赖以生存的理想。
　　西华社、校报对我意味着什么？于我而言，他们是一枚鲜红的印章，用力砸在我的身上，于是，我这个人连同自己的梦想都有了一个印记，我和一群尺码相同的人有了一个相同的标签、一个共同的信仰，这种力量支撑着我们在离散天涯之后的成长。
　　“寻找尺码相同的人”，这是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近几年提倡的新教育中的一个提法，在最新一期的《金堂·时代教育》的特别策划中，我独自跑了金堂县7、8个学校、采访十多位教师、在边远村小走访记录……近20天的采访行程，近两万余字的采访笔记，我用自己的笔和相机，寻找和记录着新教育实验为这个三圈层丘区积贫积弱的教育所带去的改变。
　　大学毕业，拿着本科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毕业证书，和一堆在西华社和中国校媒联盟收获的各种经历和荣誉，走进成都传媒集团时代教育报刊社。五年前，我以为自己该是戴着安全帽在水电站工作。如今，我却成了一名真正的记者。
　　在错位的人生中臣服，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是他们坚定了我的梦想，把我引上了正确的道路，这份感激与感动只能深深地放在自己的心底，等着岁月来检验。
　　柴静在她的书里说：“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必须感谢《西华大学报》，感谢宣传部的老师，感谢陪我走过四年的西华社和我的“战友”们。从一篇新闻稿、一次活动的采访，到三年的专题采写以及人物专访，我实现了一个工科生的梦想跨越。如今，再翻看自己保存完好的2008—2012年的校报合订本，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来路，也看见了自己的去路——学会等待、学会安静、学会享受幸福、学会坚守信仰。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北方壮阔湛蓝的天空上飘满硕大的云朵，像是河流一般没完没了。这是流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最美的一幅图景，也是如今，我对自己的过去、未来，最期许的一种意境与情怀。
　　感谢《西华大学报》，让我找到了与自己尺码相同的朋友，以及那个让我无比骄傲也无比踏实的相同尺码的梦想。
（原西华社社长  赵皓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