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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新的形势、新的要求，政府如何适应与调整，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无疑将左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变迁与发展的趋势。
　　分论坛一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学部委员金碚教授和山东财经大学副校长綦好东教授主持，有9位专家发言。
　　武汉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吴俊培　就全面深化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做了发言，他提出三个大问题。第一，分税制体制实际上是一个制度体系，它牵涉到税制、分税、转移支付制度、政府债务、预算制度等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必须要有高层的顶层设计的整体思路来进行系统的思考，进行改革才能有效。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要保证分税制财政体系的中性。第二，怎样判断目前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状况。他认为1994年以来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形式上符合了市场经济的要求，本质上距离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要求还很远。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宏观调控；近20年的宏观调控并没有熨平经济波动；预算边界不明。第三，怎么改革。吴俊培认为应该联动，从整个预算边界、税制、分税以及从转移支付制度跟政府债务制度系统地去考核。吴俊培提出，分税制财政体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是牵涉到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综合的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杨瑞龙　就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做了发言。他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改革，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选择的路径、方向是市场导向的改革，但是选择的改革方式是在既定的政治框架里面寻找市场化的路径，到今天为止，改革权仍然在改革框架中等着分配，或者说改革权仍然在行政系统里面分配，这样一种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和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使得中国过去30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改革模式也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使得中国始终离不开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下的扩张式的发展模式，从而导致中国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包括环境、能源、生态等一系列问题。他指出，未来要处理好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四个大的关系，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重新理清中央和地方关系，三是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四是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再次处理问题。他认为，如果推进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话，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纠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改变目前信用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的模式，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框架，从而使得政府从投资型政府、干预型政府转向法制政府的改革，从长远来讲肯定是利好，但是在短期未必。
　　山东社科院副院长、教授郑贵斌　就政府与市场的新定位和边界划分做了发言。他提出，市场决定是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以勇气、智慧、韧性推进市场化改革。他认为，市场决定性首先从理论上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正确关系，其次从理论上决定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再次决定了现实实践中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同时决定了城乡二元体制发展改革的方向。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黄少安　就政府与土地市场做了发言。他认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介入和扭曲土地市场的原因首先是为了提高财政收入，其次是为了招商引资的便利。关于政府能不能够退出土地市场的问题，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把前十年左右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以及一些观点基本上都体现出来了，包括农民土地的确权、建设用地、城乡统筹市场、发展土地金融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写的土地改革能不能做得到，首先要看有没有相应的法制配套，其次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解决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严重依赖，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执行起来困难就很大。他指出，政府征地是非市场性质的土地活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不是所有的征地都需要补偿，如果说征地是为了给老百姓提供公用产品，其实是政府拿土地换公共服务，是可以不补偿的，西方国家很多政府征地是不补偿的。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人多地少，农民的地除了生产以外，还有一定的保障功能，所以还是要补的。补偿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现金补，也可以实物补，可以换土地或者把它们组合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教授夏杰长　就如何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合力作用，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业的发展做了发言。他对基本和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做了界定，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和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是去掉基本公共服务的由政府承担的那一部分，也就是私人和政府的混合提供，或者政府与市场的混合提供。他指出，非基本公共服务混合提供的领域越来越宽，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教育培训、家政服务、健康、养老、农业产业化综合服务体系这样的新兴服务业，是很有潜力的非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也是许多地方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或者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宋则　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是市场决定论真的不容易，牵涉到好多具体的事，市场体系四分五裂，如何将它们整合是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一句结论性的话非常重要，就是资源配置要由市场来决定，政府更好地发挥补充作用。他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关于政府和市场边界。他认为解决政府和市场边界实际上是一个放权和解决体制内既得利益的问题，要明确主攻方向，要推进公平竞争，而体制性的问题对于我们的不公平竞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今后几年一定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他提出的最后一个观点是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渐进，渐而不进。中国的改革总体设计在时间、空间上必须争取在三到五年内，在一些重大的环节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样的条件已具备，时机已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朱青　在发言中回顾了我国在政府与市场职能界定方面的改革历程，对什么叫市场机制做了回答。他认为市场机制包括两个机制，一个是价格机制，一个是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就是价格反映市场供求，竞争机制就是优胜劣汰，非公有制经济（也就是私营、民营）现在允许私人进入，通讯、邮电、航空、金融现在都允许私人进入，但私人进入后是否能与大的国企相抗衡，通常会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竞争不过大的国企而倒闭；另一种是国营和私营混合，但这种模式是否存在国有资本流失问题值得研究。他结合财税领域内的政府与市场边界划分做了具体阐述，论述了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提供还是由私人提供，解释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统一的观点。事权就是政府的活动边界，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当前的现状是事情归一级政府管但本级政府不负责支出，即经常讲的中央开方子，地方买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事权与支出责任要统一，特别是要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于津平　在发言中提出，十八大报告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资源配置里面的市场决定性的作用，原来讲基础性的作用，现在讲决定性的作用。30多年我们的经济改革有一个方向没有变，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方向没有改变，这一改革整体上是成功的，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渐进式的改革。今天由基础性变成决定性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也是经过30多年的探索，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所选择的一个结果。他认为，要把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讲清楚，粗略而言，一个是经济周期，出现经济周期只要政府有能力必须宏观调控。二是外部经济效应，比如说创新，政府一定要扶持。比如说环境污染、垄断、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等出现时政府要干预，另外政府还应关注社会事业的发展等。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流通产业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依绍华　在发言中指出，很多专家的发言中提到我国近些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直在不断地增强，可能还有过度干预的嫌疑。依绍华认为，从流通领域看，政府的作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要加强，更重要的是政府要采取合理的介入方式，在流通竞争政策、流通振兴政策、制订国家层面统一发展规划、构建流通的基础设施公共支撑体系等方面都应合理地界定政府介入方式。（财政税务学院　孟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