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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日上午，接到电话，被告知张金光老师病故了。噩耗传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情久久不能平息。因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高中同学去看望老师，老师还侃侃而谈，精神焕发。今年4月份，张老师还给我发来他撰写的《蚩尤与阳谷历史文化》，后来刊登在我校学报第四期上。老师是我高中时期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我们同在一个乡镇，尽管几十年来与老师联系不多，只是偶尔见过几次面，但张老师的治学精神，特别是在上高中时，给我们讲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生动、形象，至今记忆犹新。9月4日，我与其他高中同学，赶赴济南，参加了老师的葬礼，送老师最后一程，也了解了一些老师的故事。
　　老师1936年出生于山东阳谷农村家庭，从小爱好学习，初中时热爱数学且数学成绩突出，但高中时却突然转向，酷爱文史，随后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进行正规的史学训练。他勤勉刻苦，废寝忘食，为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老师毕业后，我校已同意老师来聊大工作，可老师后来因故去了山东大学。此后，老师主要从事中国先秦史、秦汉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曾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兼职教授。他在 《历史研究》 《汉学研究》 （台湾）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次，二、三等奖多次。专著有《秦制研究》 《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研究》。老师学术成果数量不是太多，但分量很重，每一项成果都受到同行的一致好评。最可贵的是，老师一生钟爱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永不停息。2008年12月，他已经72岁高龄，还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研究》，成果鉴定为优秀。2012年10月，该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3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2011年6月，在老师75岁这年，他的 《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等秦简的比较研究》再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据悉山东大学只有两项）。临终前，先生忍着病痛完成了这部书稿，遗憾的是，他不能亲眼目睹该项目的结项书和专著的出版了。
　　老师有着双重身份：既是有志于 “成一家之言”的先秦、秦汉史学者，又是一个支撑多口大家庭的农民。他常言 “为学”、 “学术研究”是他的 “宗教”，是他的 “生存方式”。他于贫寒中，以独立之精神，勤勉读书，治学之路却一波三折，进退维谷，饱受命运的捉弄。他于古稀之年，边带孙辈边做学问，却踌躇满志，在片刻宁静中尽显其学问的厚重与新锐。志于学，勤于学，困于学，成于学，翻开他的过去，就像翻开一本厚重的书。虽然为学之路崎岖坎坷，但却勇于创新。在他这里，学术之成就与生活之艰辛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常说“人生为学易，求生难”。他总是在逆境中求生存，于夹缝中做学问。
　　老师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超越，“学术研究贵在为新”，要有新的见解，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学术研究又是一个“过时”的东西，学术研究薪火相传，后人超越前人是很自然的现象。每个人在学术研究中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要有自己的里程碑，要甘做学术研究的铺路石和后人进步的肩膀，要对得住自己的学术良心。做学术研究要有一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境界，要首先自己满意，能说服自己才行。要发挥个人的良知良能，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很多创造性的东西、闪光的东西，不少情况下是在积极思索过程中豁然开朗获得的。老老实实研究探讨问题，搞清楚历史的真相，不为一些成见所束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方法，方法和过程是不可分的，没有研究过程的方法和没有方法的研究过程都是不存在的。
　　大学，做学问之地。作为一名教师、教授，除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外，就是做学术研究。笔者也在大学工作，也有正高职称，但与老师相比差之万里。老师理论修养深厚，视野开阔，博闻强记，学风谨严，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重经世致用。老师胸怀坦荡，刚正不阿，淡泊名利，不趋时俗，不宥于传统，不宥于自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其学问人品，高山仰止，堪称楷模。
　　老师离世了，但他的治学精神，特别是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