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主编的《中华 大典·教育典》全典编纂完成并由上海古 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也是《中华大典》 丛书中继《哲学典》、《文学典》之后第三 个全部完成的典。
该书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方法,对先秦 至1911 年我国文化典籍进行梳理汇编, 涵纳了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史书志书、佛 道诸教、小说笔记等文献资料,是一部通 贯中国历代教育古籍文献的新型类书,该 典的完成与出版将极大推动我国教育史 研究,并为我国教育古籍文献整理提供新 的范例。
华东师大独自编纂完成《教育典》选录了上起先秦下迄清末 的有关教育的汉文古籍文献资料,共2400 万字,由华东师大孙培青、李国均先生主 编,汇聚了我校教育学系和古籍研究所十 多位学者20 年的苦心孤诣。该典全部编 纂工作主要由华东师大专家、教授负责, 彰显了我校在中国教育史研究方面的权 威地位。
作为新中国建国后最大的文化建设 工程,《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不仅规模 庞大,而且难度极高,24 个典中除了《教 育典》、《历史地理典》、《天文典》等少数 典由某个在该领域有声誉的单位独立承 担,其他大部分典的编纂工作多由好几家 单位共同完成。
据《教育典》主编、华东师大教育学 系孙培青教授介绍,《教育典》最初设定 为《教育体育典》中的一个分典,但在实 际编纂过程中,因为教育本身的重要性, 再加上承担《体育典》的单位工作一直停 滞不前,《中华大典》编委会、工委会最终 决定将《教育分典》分离出来独自成典, 并由华东师大负责全部编纂工作。
“《教育典》的全部编纂工作由华东 师大独自承担,是由我校在中国教育史研 究方面的地位所决定的。”孙培青表示,华 东师大不仅在中国教育史研究方面有雄厚 的研究基础,而且有一支汇聚多名老中青 专家的学术队伍,这也是当年《教育典》最 终决定由我校独立负责编纂的根本原因。
20载艰辛成就传世巨制据了解,《教育典》 的编纂工作 1994 年正式启动,但前期准备工作始于 1992 年,2012 年12 月正式完成并出版, 前后共有60 余位老师与研究生参与编 纂工作,其中有12 位教师自始至终参与 其事。
“至今仍记得孙先生当时对我们说: ‘编《教育典》肯定困难重重、非常艰辛, 但这是几百年才能遇到一次的机会,功在 后代。’”《教育制度分典》主编、华东师 大教育学系杜成宪教授说,当年,正是孙 培青先生的这一席话,让不少最初囿于一 些现实因素而不愿参与其中的老师纷纷 投身《教育典》的编纂工作,并且一干就 是20 年。在这期间,李国均、张瑞璠 、戚名 琇 三位先生相继过世。
谈及《教育典》编纂过程的艰辛,孙 培青与杜成宪都唏嘘不已。教育在我国古 代并非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方面的文献 极度分散,这使得整个编纂工作极具挑战 性,以至于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数易其稿。 另外,由于按照现行的考核体系,编纂《教 育典》既不算科研成果也不算专著,参与 编纂工作的老师只能在承担大量教学和 科研任务的同时,利用周末和假期时间从 事《教育典》的工作。
创古籍编纂研究新方法据孙培青先生介绍,《中华大典》的 类目是按现代学科分类方式进行设计的, 但由于教育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是独立 的学科,有关教育的材料是与文史哲混合 在一起的,这就造成编纂的极大困难。《教 育典》的编纂人员几经摸索,把现代教育 学科的逻辑与古代传统学术分类方法相 结合,最终寻找到较为妥善的分类方案, 使得纷繁复杂、数量庞大的文献史料编排 得类目清楚、有条有理、合乎逻辑、便于检 索。《教育典》设为《教育思想分典》和 《教育制度分典》两个分典。其中,《教育 思想分典》共4 册,由古籍研究所吴宣德 教授主编;《教育制度分典》共9 册,由教 育学系杜成宪教授主编。《教育思想分 典》下设《教育作用总部》、《教育目的总 部》、《道德教育总部》、《课程总部》、 《教学总部》与《教师总部》六个总部, 《教育制度分典》下设《教育政令总部》、 《家庭教育总部》、《中央官学总部》、《地 方官学总部》、《私学教育总部》、《书院 教育总部》、《留学教育总部》、《社会教 育总部》与《选举考试总部》九个总部。
在具体文献选录过程中,学者们坚持 了若干原则。如“大、全、新”的原则,即大 容量、不遗漏和新材料;如“源头性”的原 则,同样的材料选最原始的古籍,等等,以 确保所选文献的一手性与权威性。
专家认为,作为迄今为止中国教育史 方面最系统、完备和权威的新型古籍类 书,《教育典》的出版将为中国教育史的 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捷,其选材与分类更 是开创了我国教育古籍文献整理新范例, 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
(本报记者刘金玉文/ 图) 华东师大领衔全国教育史研究华东师大在教育史研究方面一直在 全国处于权威地位,是我国较早设立教育 史博士点的重点师范院校,早在1988 年, 其教育史专业就成为当时教育史研究方 面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
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华东师大首任 校长孟宪承先生就首次提出用历史唯物 论来从事教育史学研究,并为我国教育史 学科体系的构建做了奠定性工作。1952 年,由我校沈灌群教授编写了新中国第一 份中国教育史教学大纲,并出版了新中国 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中国古代教育与 教育思想》。之后,由沈灌群、张瑞璠 编写, 孟宪承审订的《中国教育史纲》获得教育 部充分肯定并向全国各师范院校推荐,为 “中国教育史教什么,如何教”的问题提 供了一份样板。随后由孟宪承主编的《中 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与《中国古代教育文 选》不仅给后人提供了解中国古代教育的 基本读物与范围,提供了编纂教育史文献 书籍的范例,更是确立了我国教育史研究 迄今都在沿用的两条主线:教育制度和教 育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沈灌群主编的《中 国教育通史》(六卷)、《中国教育家评 传》(三卷),张瑞璠 主编的《中外教育比 较史纲》(三卷)、《中国教育哲学史》 (四卷),李国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 史》、《中国书院史》、《中国教育大系历 代教育制度考》,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 育史》、《中国考试通史》、《中国教育思 想史》(三卷)、《中国教育管理史》等都 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刘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