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北京论坛期间,在钓鱼台国宾馆八方苑四季厅,记者采访了来自英国的斯图尔特·布朗教授。作为爱丁堡大学神学院院长,他在下午开始的“信仰与社会——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反思”论坛上作了发言,就中国儒家学说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儒学西渡“救”欧洲
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对中国近代化思潮的推进作用是我国学界所公认的。其中,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伏尔泰的天赋人权、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以及康德对于“人”的思考都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近代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思想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均有重要体现。可是你是否能想象,席卷欧洲大地启蒙运动星星之火的点燃,竟然也有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功劳。
16世纪,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布道者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生活多年,了解中国社会并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当这些传道士布道多年返回欧洲时,也将儒学的火种带回了欧洲大陆。从17世纪开始,这些儒学典籍的译作开始出现在欧洲。其中,柏应理、殷铎泽等耶稣会士翻译的《西文四书直解》(实为三书,缺《孟子》)是当时欧洲介绍孔子及其著述的最完备的著作,1678年于巴黎出版。启蒙运动前的数百年,欧洲人普遍认为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是社会道德形成的唯一基础,中国的例子打破了欧洲人原有的思维模式,也为急于走出宗教桎梏的欧洲带来了新思路。
“他们认为,中国的普世价值观导人向善、孔子乌托邦式的思想给人们的社会道德带来保障。”布朗这样评价到,这些书籍向欧洲社会描述了一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在没有统一宗教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稳定的社会道德体系。当时的欧洲疲于宗教战争、天主教新教的改革,孔子的学说为他们描绘了一个团结所有人的、以儒学为普遍宗教的国家,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愿景。
“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是一种非宗教形式、或者自然宗教形式的力量,”布朗对记者谈到:“它促成了中国民众的正义观和道德感。”这种道德感,从某种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儒学这种道德哲学起的作用。不是上帝、先知也不是教会。当然了,对于这种理论在当时也是存在一些明确的反对者。以保守派基督教徒为首的反对人士认为,无神论者构建起来的社会正义是难以长久维持的”。
圣经里“出现”的中国人
在布朗的发言中,谈到一个关于中国的《圣经》问题,“中国人是诺亚方舟上留存者的子孙”,这是17世纪欧洲学界的一种观点。
在以1658年马蒂尼教父所著《科学史料》为代表的著作中,欧洲学者普遍认同连续的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3000年。但这在以基督教为主要信仰的欧洲引起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与诺亚方舟那场严重洪水的矛盾。怎样将中国文明合理的解释呢?欧洲学界一个有趣的理论是,洪水后诺亚方舟登陆于中国的边疆,诺亚的后裔发展出了以后的中国文明。不过这种说法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欢迎。早在17世纪50年代,沃西斯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就认为,中国远古文明的存在破坏了《圣经》的理论体系。
儒学和儒教
从先秦法家思想的昌盛、到汉初对黄老学说的推崇、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主流社会道德哲学系统。在这次以信仰和社会为主题的论坛上,布朗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道德哲学的代表。在他的发言中同时出现了儒学和儒教这两个概念。
“儒学”的概念最为国民所熟知,我们将春秋战国时期孔孟的儒家学说简称为儒学。
而“儒教”一词最能让国人想起的莫过于康有为等改良派在民国初年倡导的孔教运动,虽然这些“孔教会”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由此亦可见出儒教在当时的影响力。此外,以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国为例:韩国存在一些以儒教为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以孔子为教主、以六经为经文、将儒生视为信徒。不过,现在韩国这种现象也已然式微。
事实上,在康有为试图以基督教为模型重塑儒教的同时,中国存在着另一个由梁启超等人领导的学派。梁启超通过解构孔子在康有为眼中教主和宗教家的意向,将孔子化约为教育家及学者,这一理论成为了今后中国看待孔子的主流态度。
这个困扰中国学界百年的儒教问题,在“孔教非宗教而似宗教”的结论中继续被探讨着。
“一场难得的学术盛会”
在论坛茶歇时,布朗笑着对记者说,他已经四次来中国了。除了北京、武汉这些城市,他还到过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这些年发展着实迅速,在国际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加,”布朗说着抬头看了一下四季厅内的雕花窗框:“不过更令人着迷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今天讲的中国道德哲学。”作为一名学者,布朗不忘向记者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作为爱丁堡大学神学院的院长,他表示希望能够加强两国学术领域、教育领域的交流。“尤其是北京大学同爱丁堡大学之间的交流,”布朗强调到:“像这次北京论坛就是一场难得的学术盛会。”
之后留影时,布朗问记者他身上的西装是否得体好看。当听到“很有风度”的答复时,布朗发出了爽朗的笑容。在英美学界浸淫多年的布朗表现出了英国的绅士风度与美国的开放爽朗,同时从他眼神中还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文化所蕴含的蕴藉儒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