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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孝宗宏治九年（1496），潍县人王藎首中进士，突破了自明洪武九年（1376）撤州改县后，历经120年潍县人在科举进士榜上无名的空白。到明崇祯十六年（1643），全县共出进士27名。入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曾出进士14名。
　　乾隆十五年（1750），时任潍县知县的郑板桥，在大修位于城东南角上的文昌阁的同时，于文昌阁下，南护城河入白狼河处，建成了一座桥，命名为 “状元桥”，并在文昌阁下摆放了“三山笔架”。而后在乾隆二十五年修成的《潍县志》中，就记载说：“擂鼓山在城南二里许，堪舆家言城南形势，此山为一邑文星，邑令郑板桥于文昌阁修三山笔峰以应之”。由此提出了郑板桥导引风水，将文曲星接应到了文昌阁，想以此振兴潍县的科考文脉。
　　光绪九年，再修文昌阁时，继前科考已有的14名进士，潍县先后又有48人考中。当时，赏戴花翎特用知潍县事的德诠，在碑记中又说，“状元桥，时板桥先生宰于此，先生卜形势而建造也，潍县科举名嘉东郡，人文称极盛焉”。在这里，德诠已经点明了，郑板桥修状元桥导引风水，已大见成效。
　　民国初，潍县名士陈恒庆，在他的《谏书稀庵笔记》的 《童谣》一文中，再次把郑板桥讲究风水的事说的更为具体：“潍县自明朝至清乾隆，三百余年来，没有人考中翰林。乾隆郑板桥宰潍，以城南护城河入白狼河处，人多病涉，乃相度地势，导引风脉，桥成，名之曰状元桥，自板桥培植各处风脉以后，科名渐盛，竟出两状元，此外翰林十八人”。以上记载，皆说郑板桥相信风水且会导引风水，并获得了实效。
　　但是，翻阅《郑板桥全集》，在其《范县署中寄郝表弟》的信函，回复其表弟为购买墓地先要看风水一事时，郑板桥却说：“墓地风水，原属堪舆家，藉以惑人利己之言，不足取征（没有真凭实据令人相信）者也。语云（俗话说），墓地好不如心地好。苟（如果）子孙心地恶，祖宗虽葬好地，不兴发，子孙心地好，祖宗虽葬恶地，亦得兴发。故范文正公（宋朝范仲淹，）见五绝（算命者所言断子绝孙等闹五鬼处）之地，不忍遗祸他人，安葬其父母，竟得飞黄腾达，位至宰相。足见好心地可以移转恶风水。于其登山涉水，踏破铁鞋，觅不到牛眠善地，不如清夜扪心，自省方寸间之心地，对于父母无愧怍，对于自己无暴弃，对于世人无欺诈。即可将父母之灵魂，安葬心田，其遗骸尽可随意处之，但求入土为安。”郑板桥在信中还说，自己就是这样，不迷信风水将其父母的灵柩，安葬在了院寺老墓田的。
　　看来，不是郑板桥相信风水，而是乾隆《潍县志》的编纂者、那位赏戴花翎的德诠、还有陈恒庆老先生，是他们把自己相信风水的思想，附会强加给了郑板桥。对于修文昌阁，安放“笔架山”，在当时皇权、神权、迷信盛行的社会条件下，作为地方主政者的郑板桥，只不过是他对于民俗、民意、以及出钱修建文昌阁者愿望的善意回应罢了。郑板桥在《重修文昌阁记》的碑文中说，“文云乎哉！行云乎载！神云乎哉！修其文，懿其行，祀其神，斯得之矣”。其修庙主旨在于“修文洁行”，“拜此人须学此人，休得要混账磕了头去也”。他谆谆告诫学子：“侑帝君在天之灵，便当修吾文，以吾行，以付帝君司掌文衡之意。心何为闷塞而肥？文何为通套而陋？行何为修饰而欺？又何为没利而肆？帝君其许我乎！”
　　至于潍县科举在清代中晚期之所以能够“称甲东郡，人才极盛一时”的由来，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和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