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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忠干（1896~1989），字孝同，清光绪丙申二十二年(1896)1月1日，出生于潍县城里郭宅街，被称为“大中丞”的名门望族，是清道光年间闽浙总督刘鸿翱的后裔。刘忠干早年目睹清朝政治腐败，列强横行，侵略蹂躏欺凌国人的罪恶行径，怀着强烈的爱国忧民炽情，毅然投笔从戎。1917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河北北苑边防军一师历任排、连、营、团、旅长。1926年任驻河北东北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33年任东北军陆军第五十一军中将参谋长。1935年奉调西进，驻陕、甘一带，军长于学忠被蒋介石任命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后，总部设在西安，时隔不久，于学忠又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刘忠干则常驻兰州边区总部，以厉行其职务。。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经反复商讨，与中共中央秘密接触，决定枪口对外，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临潼县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当时，刘忠干雷厉风行地执行了张学良与军长于学忠的命令，率五十一军在兰州配合行动，组织、指挥了支持“西安事变”的“兰州兵变”。
　　1936年12月上旬，蒋介石飞抵西安，暂住在临潼。当时他认为东北军（张学良系）、十七路军（杨虎城系）剿共不力，准备在西安召集一次军事会议，叫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陕甘边区总司令、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等前往参加。于学忠奉召临行前，安排陕甘总部参谋长刘忠干代行一切职务，处理各项事务，主持军政工作。这时，兰州驻有兰州绥署、兰州中央军、东北军、新一军邓宝珊部队和鲁大昌部等多个不同派系的军队。
　　12月12日凌晨，刘忠干接到张学良、于学忠密电，内中透露了“西安事变”的经过，电令驻定西的一一四师牟中珩部、驻河口的一一八师周光烈部，即回兰州，在当天发动包围朱绍良绥署及其卫队，将在兰州的中央军所有武装俱行缴械，并控制兰州的飞机场、电台、报社、银行等处，以巩固兰州的防务。
　　刘忠干读了电报后，不禁热血沸腾，兴奋万分，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立即执行命令，配合行动。于是首先召集军部、总部在兰州的主要军职人员传达了密电内容，作了周密的部署，因各师师长也被召赴西安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不在兰州，他一面召集各师参谋长、部分团长及边区总部各处处长开会，一面找到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周达夫，笑着对周说：“西安发生事变了！”，并拿出张学良、于学忠的电报给周看过，告诉说：“那边都到齐了，等你去和大家共同研究做出决定。”刘忠干在会上宣读了张学良、于学忠的来电，又说：“现在时间紧迫，大家发表意见，越快越好。”一阵议论之后，都表示遵照电令执行，当场就制定了行动方案：一、切断朱绍良绥署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及所属各部队的联系；二、一一八师以部分兵力解决绥署特务营，另一部分解决与军统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三、一一三师以足够兵力解除蒋介石嫡系部队、驻东校场的胡宗南部蔡、徐两个团的武装，要尽量减少伤亡；四、一一八师以适当兵力，在城关内外巡逻，维持秩序，保卫全城治安；五、对兰州军统头目、警察局长史铭加以看管，对电台、电报局等机要要害部门，密切监视；六、将绥署高级职员暂集一处，限制自由，保证安全，并与邓宝珊取得联系，将其军部守卫撤到大门内，避免误会。会议决定当日晚七时一致行动并随时向边区总部报告情况。
　　晚上，刘忠干等人在总部坐阵指挥，七时，各部队开始行动，两小时后，已解决胡宗南部蔡、徐两团大部分兵力，只有少数仍在负隅顽抗，绥署特务营与军统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已全部缴械，绥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蒸翼、副官处长杨伟、军法处长何晓宣等被集中到下水巷食宿，到晚十二时，胡部蔡、徐两团长被击毙，其部队武装全部被缴械，各要害部门已派专人看守，城关内外秩序安定，所缴枪械、弹药及其他军用品均妥为保存。
　　翌日，总部得知围剿中央军过程中，双方都有伤亡。共有20多人受伤，10多人死亡。绥署军需处处长王式辉也被打死。于是，五十一军官兵向全国发出拥护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通电及时刊登在了天津《大公报》上。
　　13日上午，举行省府委员紧急会议，由周达夫主持，邓宝珊、张维、喇世俊、陈端、田烱锦、许显时等人出席，特邀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省教育会长、省商务会长、甘肃日报社长及省直属机关负责人参加。会上，刘忠干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张、杨通电，五十一军奉命对胡宗南部及其他部队执行缴械的情况。
　　当时，在兰州的中央军及其他军队，态度暧昧，有的还在剑拔弩张，跃跃欲试。若稍有疏忽，处理失当，就会爆发“阋墙”（窝里斗）之祸。危急时刻，于学忠也乘飞机赶回兰州，部署兵力。他委任周光烈为兰州警备司令，负责城防、治安并妥善保护绥署与中央军眷属，昼夜巡查，以防奸徒造谣生事。命令一一三师在五灵山一带构筑工事，又调一一八师开赴定西，据险布兵，防备中央军袭击，以加强兰州防务。当日下午，还邀请了在兰州的中央机关、中央银行分行、农民银行分行、邮政、盐务、烟酒、印花等管理局负责人及无线电台台长，向他们通报了情况。要求在兰州的一切机关，在大局未定之前，所有收入不向中央报解，一律暂存中央银行甘肃省分行。。
　　14日上午九时，于学忠、刘忠干、周达夫等再次邀请了地方各界知名人士杨思、水梓、裴建准、范禹勤、王廷翰等20多人，另有马步芳、马步青、鲁大昌、杨子恒等部驻兰州的办事处处长等，再向他们通报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和目的，以及蒋介石与随从的中央各军政要人陈诚、朱绍良、蒋百里、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等17人被留在西安的情况。下午，教育厅厅长田烱锦召集各大中学教职员代表100多人，报告了有关情况，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支持，随后成立了抗日救亡联合会“西安事变”引发了南京政府和国内时局的瞬息变化，也直接影响着兰州局势时紧时缓。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驻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随即分别与张、杨会谈。对西安事变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因为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表示坚决支持。对事变发展前途，周恩来作出了精辟分析，提出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天津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飞至兰州，作了跟踪专题报道，将西安事变的缘由、经过、结局，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全国人民。
　　随后，张学良在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前夕，曾留给于学忠一手谕说：“我走后，所有东北军一切由你于学忠全权代理”。在这段日子里，刘忠干在甘肃兰州，为贯彻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释放在长征途中被俘后关押在兰州集中营的红军战士和在押的政治犯，保存被派到东北军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作了不少工作。1936年春，五十一军被蒋介石东调江苏淮阴一带驻扎，刘忠干被任命为该军中将副军长，从此离开了兰州。
　　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12月，刘忠干在苏北直接参与决策和指挥了淮河对日阻击战，1938年3月，随于学忠率五十一军参加了台儿庄会战，在外围与日寇交锋，血战五日，消灭日寇三、四千人。在4月6日的台儿庄战役大捷后的徐州会战中，刘忠干在作战中因摔伤腿部，经许昌转赴重庆治疗，离开五十一军。再后，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1945年8月15日后，时任十一战区长官公署中将参议的刘忠干陪同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到北平接受日军投降，接管日军枪械弹药。1947年，刘忠干在退役后任河北省第三粮库主任时，曾接受我党地下工作支派，坚守岗位，暗中保护了他所经管的巨额粮食不受损失。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任华北区行政委员会工作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工作员，北京市第二届政协委员、市文史馆馆员、北京市政府参事。1989年12月在京病逝，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