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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3月1日，高中同学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离村18里地的山前店火车站。下午两点半，我乘上火车，来烟台师专上学。记得很清楚，当时怀揣24元钱，背着一个干麦秸的草褥子、一床褥子和一床被子，手里提着一个装杂物的纸壳箱子。在接站的校车上，碰到了青岛来的一拨同学，大多穿着呢子大衣，戴着口罩，背着背包，手里提着漂亮的箱子。相比之下，觉得自己特别土气、寒碜，心里想，城市人跟农村人就是不一样。
    入学后才知道，我跟他们的差别不仅仅是穿戴上、行李上，英语基础方面的差别更大。
    烟台师专英语专业77级全省共招生73人，分为三个班。一班、二班为快班，都是考大学报志愿时选的英语专业。我被分到三班，由于当年英语专业生源不足，全班27人都是从报考文科的学生中选招的。当时我报的志愿分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历史系。1990年搬家时，女儿看到了我当年报志愿的笔记本，笑着说：“老爸雄心好大啊，可惜没能实现。”言外之意是我不自量力。其实她不知道，1977年高考，报志愿谁都没拿它当回事。从公布恢复高考信息到正式高考，一个多月的时间，绝大多数人都是抱着花5角钱买个准考证试试的想法，考上考不上，上啥大学，学啥专业，没人在意。开课后，三班的同学才真正体会到，与一、二班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毫不夸张地说，一、二班的同学当我们的老师都绰绰有余。他们大多数入学前当过英语教师，而我们大多数从农村来的同学，都没有系统地学完一册英语课本。当年，黄帅反潮流的一句“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懂ABC，照样闹革命”，使农村大多数高中放弃了开设英语课。所以我们还在语音阶段时，一、二班不少同学就在读英文版《资本论》《雾都孤儿》《简爱》了。压力太大了，好多同学提出转中文、转政史，我也是其中之一。为此事，李云清书记批评了我这个当班长的没带好头，见了困难绕道走。现在想起来李书记批评得真对，人绝对不能见着困难绕道走，那样一生将一事无成。
    针对三班英语基础薄弱的状况，系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专门挑选了优秀的、有教学经验的周兆琪老师、宁月瑾老师负责我们班的精读课教学。系副书记曲洪志老师担任我们的辅导员，负责思想教育、日常管理工作。曲书记在稳定我们班专业思想、鼓励我们学好专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杨玉林主任就如何学好英语给我们做了多次报告。
    永远记得，曲洪志副书记为了鼓励我们，在班会上讲三班有三大优势：一是中文基础好，是以后学好英语的优势条件，英语学得越深，越需要厚实的中文基础；二是年龄小（尽管大多数同学二十多岁，但比一、二班同学年龄小），学习语言年龄越小越有优势；三是基础差，可以坏事变好事，可以从头学起，从头接受正规的语言训练，掌握地道的英语。实践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永远记得，杨玉林主任给我们讲处理“听、说、读、写、译”关系时，脉络清晰、分析透彻、循循善诱，使我们的学习方法大大优化，效率大大提高。他讲的学英语“要铁嘴吧、厚脸皮”的经验之谈，使我们的英语学习大受裨益。
    永远记得，不会英语的李云清书记语重心长地教诲：“学好英语是国家需要，不是你们愿不愿意的事，英语基础差，是困难，但青年人一定要知难而上，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谈何报效祖国！”是的，学英语应该知难而上，干任何事情都应该知难而上，方能取得成功。
    忘不了，周兆琪老师为了给我们补习功课，尽快缩短与一、二班的差距，不顾孩子小，母亲体弱多病，下午自习时间和晚上自习时间，都泡在教室里为同学们答疑。为了给同学们补课，星期天都用上了，取暖煤都忘了买，经常是同学们催促他回家照顾孩子和老母亲。
    忘不了，宁月瑾老师教我们练发音、练语调，一对一的训练，嗓子都哑了；怀孕后给我们上精读课，腿都肿了，但没缺我们一节课；经常面对面地批改作业，慈母般地教授学习方法。
    忘不了，后来给我们教泛读课的孙德玉老师、教听说课的邱兆杰老师，都对三班的同学格外关照，加开“小灶”，额外辅导，使我们天天在进步。
    领导的重视、关注和鼓励，老师们的精心讲授、悉心指导，使我们很快走出了基础差的阴影，树立了自信心，学习积极性异常高涨。课堂内如饥似渴地学习，课堂外也是利用点滴时间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到饭堂、宿舍的路上，大家都在背单词，一对一练习英语会话。天刚蒙蒙亮，同学们就起来晨读；下晚自习铃声响过多时，同学们还是舍不得离开教室，有时为了应付学校的作息检查，经常是检查人员来时教室灭灯，检查人员走后，同学们又回到教室挑灯夜战。我这个当班长的因督促同学遵守作息时间，受到同学许多埋怨。当时77级精读教材用的是许国璋编《英语》，但没有装订成册的教材，都是校文印室刻蜡纸印出来的，课前需折叠装订。叠教材时，都安排专人为叠教材的同学朗诵课文、提问问题。那时，各系77级同学学习积极性都比较高，英语系尤其高，三班最高，那真是压力变动力，动力变效率。这种快节奏高效率的学习一直持续到毕业前夕。记得分配报到的头天晚上，我们班还有十几名同学在传抄葛传槼编《英语惯用语词典》里的有关经典解答，因为当时书店里根本买不到这本书。
    “好问”也是三班上学时的一大特色。每个同学都有数个笔记本，有语法的、精读的、文学的、翻译的等等，分别记着各方面的问题与答案。只要老师进了教室，同学们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在路上碰到老师也是问个没完没了。英语系的赵晋升老师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他不教三班，但晚上他（当时单身）在办公室的时间，大多被三班同学的提问所占用。他经常说：“三班同学最勤奋，三班同学提问问题最深入，将来也可能是最有出息的。”
    第一学期结束时，我们班与一、二班的差距大大缩小了。到毕业时，我们班不仅赶上了他们，甚至好多方面超过了他们。
    毕业后，三班的同学都有了较好的发展。从教的，都成了各级各类学校的骨干、优秀教师；从政的，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骄人的成绩；搞实业的，大多成了优秀企业家。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自豪！
    大学的第一学期太重要了，对我、对我们班都终生难忘。如果没有第一学期树立和培养起来的自信、勤奋，也许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良好发展。
    李德民， 77级外语系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为鲁东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