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2012年10月22日，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邓旭初同志在华东医院逝世，噩耗传来，全校师生员工深感悲痛，在深切怀念这位交大老领导的同时，他敢为天下先、大胆探索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带领交大重振雄风的故事为广大师生所传诵。
脱下军装
转业进入交大
邓旭初同志生于1921年，广东开平人。自幼在广州受到我党革命思想的熏陶，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事业。年满17岁时，他投奔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军部文教、青年干事、指导员、宣教股长及山东省滨海军分区海防警卫团政治处主任等职。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八团政委兼团长，在美军飞机的狂疯轰炸下，他组织的运输团队，成为东部战线上“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1953年初，调任华东航空学院政治辅导处主任，参加筹建工作。1954年4月调入交通大学，任校长办公室主任。1955年，邓旭初任交通大学党委常委，1956年任党委副书记，亲历了交通大学迁校西安至学校分设上海、西安两地，再到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独立建校的全过程。面对复杂艰巨的迁校任务，他协助彭康校长，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1958年，邓旭初任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党委副书记。1960年3月，独立建校后的上海交大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邓旭初任党委副书记。1962年7月，任上海交大副校长。在1962年12月和1964年4月召开的上海交大第二、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他连任党委副书记。作为上海交大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带领广大师生正确处理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全面安排教学、科研、实验室的力量，相应地开展了诸多工作，并将老交大教学传统真正贯彻到教育工作的实际，使学校教学秩序的整顿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取得显著成绩。
　　1977年1月，邓旭初主持校党委日常工作。同年6月，被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解放思想
突破“两个估计”
　　1977年，文革结束了，但十年浩劫给教育战线造成的严重后果仍未消除，极“左”思想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影响远未消除。“四人帮”炮制的否定“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作用的“两个估计”，却仍然在教育战线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笼罩着阴影。邓旭初带领全校师生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罪行和给教育战线造成的损失，认为交大应该冲破“两个估计”的束缚，这样才能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知识分子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其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977年8月4日，全国举行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这是一个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群众呼声的很好机会。邓旭初和党委其他领导商量安排党委委员吴健中参加。6日，吴健中在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他说：“对教育战线‘文革’前17年和以后的11年究竟应该怎样估计？17年培养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现在大多是各条战线的骨干，为什么还说是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两个凡是’被否定以来，现在其他各条战线，如科技、卫生都已明确是以红线为主，唯独教育是黑线统治？我想不通。对文革以来的11年的教育革命说什么成绩很大，我是有怀疑的。我要求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
　　此后，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高潮，11月，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关于建议中央撤消两个文件的报告》，决定撤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样，禁锢在教育战线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被彻底粉碎了。
破冰之旅
率领我国第一个教授代表团访美
1978年9月29日中美建交之前，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邓旭初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教授代表团访美。当时中美关系已隔绝了20多年，中美航线还没有开通，去美国，还要绕道法国（中法已建交）。上海交大代表团访美打开了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大门，为我国高校了解国外、学习国外办学经验开辟了先河，架起了上海交通大学和海外校友、学者交流的桥梁，被称为“中美高等教育界的破冰之旅”，其意义深远而重大。
　　这次访美后，上海交大第一个向国外敞开校门，邀请国外学者来校讲学。国外学者，海外校友蜂拥而至。1979年，交大迎来了83岁生日，许多海外校友事隔几十年又回到母校，当看到久违的亲友、同学，看到了交大那古老的大门，看到了“饮水思源”纪念碑，看到了他们从前就读时的教室、操场和宿舍，勾起他们对往事的回忆，激发起他们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之情。
　　1984年4月8日，交通大学校友总会暨上海分会在上海交大成立。邓旭初代表校党政领导出席会议祝贺。这一天，校友云集，许多著名校友参加。上海市市长汪道函、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祖康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校友2200余名庆祝校友会成立。当天下午，学校举行茶话会，当东道主和校友总会会长朱物华教授提议，将校友总会成立的喜讯电告美洲交大校友总会和台湾新竹交通大学，与会校友热烈鼓掌，一致赞成。得到美洲交大校友总会和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热烈祝贺。全球交大人的心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率先改革
推动了全国高教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后,邓旭初深深感到这是一道号召全国各条战线投入改革开放的动员令。交大改革应该从何入手呢？邓旭初等校领导认为，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在上级党委的关心和帮助下，校领导班子进行了五次较大的调整和充实，建立了一支充满朝气、年富力强的领导队伍。在此基础上，邓旭初和学校领导将改革的切入点放在打破“大锅饭”上。首先提出要进行人才流动，面对当时交大教职工严重超编、人才积压、优秀年轻人成长较慢、梯队组建困难的状况，着力推动相关改革。
　　邓旭初和交大各级领导顶住压力，通过推动人才流动，提高了交大教师的整体素质，有效改善了人浮于事和人才紧缺的状况，改善了教师的年龄和学科结构。
　　为了进一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发挥专长的“空间”，1982年，交大在定编的基础上，制订《教师工作规范》，明确规定各类教师的工作要求，对机关干部制订了《机关岗位责任制》。
　　劳动制度、人事制度改革后，全校工作量净增了三分之一，科研任务翻了一番，教职工焕发出很高的积极性，但邓旭初却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有的副教授承担了大量的科研和教学任务，白天黑夜地辛勤工作，可工资只有72元，还赶不上上海一个四级工的工资。
　　邓旭初提议，从学校自己的创收（为校外技术服务与科研创收）中拿出部分资金，给教师发放每月6元钱的奖金。6元钱奖金现在看来少的不值一提，但当时交大教职工的人均工资约是每月60元左右，6元钱相当于他们平均工资的十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部分解决教职工的经济紧张问题。
　　开始虽然只发6元钱奖金，邓旭初还是建议分为8元、6元和4元三种，这小小的差距，是对教师付出劳动的考核和激励，从而体现学校领导克服吃“大锅饭”弊端的决心。
　　钱虽不多，但对体现知识分子的关心，对改革分配模式的突破，对脑力劳动与其他劳动的同等认识上，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时工资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教职工的工资水平和工资等级不能反映他们的学识与业务能力。上海交大要自费工资改革的设想得到上海市政府、教育部和劳动人事部的支持。经全面考察，他们确认交大通过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调动了人的积极性，进行自费工资改革的条件是成熟的，批准交大进行自费工资改革试点。
　　学校根据当时工资制度存在的实际问题，很快制定了《上海交通大学教师、干部实施工资制度（自费）改革的若干规定》。上海交大工资改革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其经验在许多地区得到了肯定或推广。
解放思想
接受船王捐赠
访美期间，邓旭初亲眼看到国外大学的图书馆之大，管理技术之先进。回国后，他一直在想，交大要建成一所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个图书充足、房屋宽敞、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图书馆。1980年10月，机遇来了。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同志和夫人应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邀请，前往日本参加大阪造船厂为包玉刚先生建造的一条新船“世欣”号下水命名典礼。柴部长行前和邓旭初商量：如果包玉刚先生愿意帮助上海交大，捐赠什么好？他回答说：“最好能捐赠建造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在包先生陪同柴树藩同志夫妇参观日本濑户内海的几个造船厂的轮渡上，柴部长对包玉刚先生说：“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但是教育跟不上，我和夫人商定，在我们去世后，将我们的微薄积蓄全部捐给国家的教育事业，包先生是热心于祖国教育事业的，如果包先生为六机部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捐款建造一个图书馆，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上海交大是国内著名大学，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你捐款建造的图书馆将长期存在，这是一笔最值得的投资，我们也将永远感谢你。”包玉刚先生听了柴部长的建议，非常高兴地说：“你说捐多少？”柴部长说：“1000万美金。”包玉刚当即同意向上海交大捐赠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1981年7月，包玉刚与其父包兆龙先生一行9人来内地访问。7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政治局委员王震在北京接见了包兆龙、包玉刚一行，包玉刚先生向邓副主席正式递交了捐赠1000万美元给上海交大建造“包兆龙图书馆”的信函和象征性的支票。
　　经过持续努力和推动，克服各种压力和困难，1985年10月图书馆落成。叶剑英委员长亲笔为馆名题写了“包兆龙图书馆”六个大字。10月27日，举行包兆龙图书馆落成典礼。包兆龙图书馆的楼高当时在上海仅次于上海邮电大楼、上海宾馆和国际饭店，居第四位；是我国当时高校中面积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图书馆。
广受赞誉
改革经验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邓旭初怀着强烈事业心和对交大的感情，领导交大进行多项教育教学改革，学校突破理工分家，率先恢复理科和管理科学；突破工科大学不办人文学科的局限，带头创办人文、艺术专业，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创造条件；突破僵化的传统学科局面，带头引进、建立一批高、新、尖端学科，改变了上海交大只办造船和传统学科的落后局面；突破国界，带头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办双学位研究生班，为国际合作办学开辟了广宽的渠道；突破了学校原来关门搞科研的封闭状态，开创了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兴办科技产业，为高校产、学、研结合作出了有益探索……邓旭初领导的改革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交大的发展，使上海交大重振雄风，而且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3年上海交大出版了《上海交通大学管理体制改革初探》一书，向全国介绍上海交大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上海交大被列为国家重点投资项目之一，并批准在闵行地区兴建新校区。同时交大的改革和实践，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1984年1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北京中南海亲切接见了邓旭初等上海交大领导，1984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和市委有关领导，在上海亲切接见上海交大党政领导、校务委员会和部分教授，对上海交大的教育改革表示肯定。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都以显著位置以“邓小平对上海交大改革表示满意”为主题作了报道；5月15日，在全国第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上海交大的改革经验。
　　邓旭初作为一名有着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为上海交大的改革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邓旭初同志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所做的一切已载入了交大发展的史册，他寻路、探路、引路的故事将激励交大人不断向前！
　　邓旭初同志，交大师生永远怀念您！
（朱隆泉、刘自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