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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德超先生于六月二十三日辞世，享年九十四岁，出席遗体告别仪式的多是他的学生，也都七八十岁了。有为数不多的年轻学生，不知是出于仰慕还是确曾受教，也参加了。我想，知道他的年轻人大约很少了。
　　与文科的学者相比，自然科学的学者身后往往更为寂寞。舞文弄墨，对文科学生来说是本色当行。老师的学问高名气大，学生常常就事无巨细地写出来。读者对于这样的人物也好奇，一些逸事往往也因此流布广远，且被津津乐道。即以声名赫赫的西南联大为例，回忆的文章大多是文科学生写的，所记便也多是文科教授们的治学为人乃至言行举止，不了解内情的人会误以为是一群文科教授在西南联大。这对理工科学者似乎不公平，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像汤佩松那样能写出一本精彩的回忆录的科学家终归是少数。学文科的人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搞自然科学的却未必看得上。就是能写的，也不愿为此费心劳力。
　　曾先生就对舞文弄墨颇不以为然。闲谈中说及，以为贾岛在“推”“敲”上费尽心力实在没有意义，不如去做点实事。
　　曾先生是农家子弟，后来读中央大学机械系，抗战胜利后赴美留学，应该和吴冠中、吴文俊、李政道、何炳棣他们是一批的。不过他所学的专业却是并不时髦的农业工程。这一选择很有可能是出于自愿。因为晚年谈及成长经历，说是自幼看到农民穷苦，遂产生科学救国的思想，而从事农业则是受梁漱溟、晏阳初、费孝通等人的影响。
　　中国知识分子不爱国的很少，但曾先生他们那一辈人对国家的感情更热烈也更纯粹。其表现是，考虑国家需要多，考虑个人命运少。例如“文革”期间，以曾先生的身份大约是难逃厄运的，却从未听他谈及个人遭受的冲击，说得较多的是学校的实验农场弄没了。这种情况并非只限于曾先生一人。杨绛在文章中说过，“文革”期间，她与钱钟书已沦为“五七战士”，曾问钱，是否后悔解放前夕没有出国？钱回答，今天叫我选择，也还是那样。“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避趋之”，这在他们，是一生履践的信条。
　　曾先生一生勤奋，真可谓孜孜不倦。据说年轻时常工作到办公楼锁门，要跳窗出来。史无前例期间处境艰难，导致心脏病发作，却在病床上算出了一种犁的曲线。晚年脑血管大约已经有了问题，影响到思维，一件事常说不到底，讲到一半会从头说起。据家人说常发脾气，因为总是表示要做什么工作，倘家人劝阻，便会发怒。不能工作，这对他来说便是大苦。
　　曾先生口不臧否人物，偶有涉及，也是对上下钻营、追名逐利之辈的不以为然。在他个人，对于名利看得是很淡的。解放前夕，他在西北，联合国（战后救济总署）资助的一笔钱落在他手里，是黄金。兵荒马乱，他怕丢了，便整天带在身上。听说解放军到了西安，专程赶去将黄金上缴。
　　他大约不知道享受为何物。他喜欢喝点酒，大多时候是到楼下的小铺买一小瓶二锅头。理由是喝不出酒的好坏。有一次闲谈，他说从未吃过老北京的小吃，其时他已经在北京定居近六十年，可见对这种事情并不在意。
　　曾先生以九十岁辞世，按常理说这可算是高寿，只是觉得这样的人物今后怕是难得一见了。倘若其行迹也一样被后人忘记，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