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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其超，1933年4月生，河北沧县人。16岁参加工作，17岁入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学习。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教员、讲师。1970年10月后，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1978年后，任北京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处长，副部长。1988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1989年9月至1992年12月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1990年6月至1995年8月任浙江省委党校校长；1991年4月至1993年10月任浙江省委副书记。1993年10月任浙江省委常委；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浙江省纪委书记。2004年3月任浙江省党建研究会会长。中共十四届中纪委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3月的浙江还带着些许料峭的冬意，但坐在浙江省委大院的一间屋子里，听着对面那位身着便衣、满头银丝的老人娓娓诉说着自己的人生，就好像迎面拂过一阵杨柳微风，使人感到温暖与宁静。老人已届耄耋，却丝毫不显老态，回忆起几十年前的事情还能如数家珍，缜密的话语中不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而他那丰富的人生阅历更是引人入胜。他就是王其超，一位与人民大学有着二十年情缘的老校友。
　　六年求学路 廿年人大情1950年3月，仅有小学学历的王其超参加了由人民大学开办、为期半年的大学预备班，并在六个月后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的学生，从此开始一段与人大长达二十年的情缘。
　　“我的年轻时代基本是在人大度过的，具体来讲我是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谈起自己的母校，王其超的话语中充满感恩。1953年本科毕业后，王其超又考取了人大的研究生。“那时候有一个词很有意思，我们叫正规研究生，就是考试式的，是从本科毕业生里面选那么一部分，很少的。这样又学了三年，到了1956年，我留校，就在企业管理系。”
　　谈起过往，王其超说自己的经历其实很简单，从1950年开始有三个二十年，1950年到1970年在人民大学，1970年开始到北京市委，1989年到浙江，在浙江工作了十年，退休了十年。他表示这其中在人大的二十年是他认为最重要也是最难忘的，“我觉得人大在培养学生的理论功底上投入的力量比较大，我在人大就觉得我理论学得比较扎实，这对我以后的工作和分析能力、思维能力的养成都有很大的帮助。”这时王其超谈到了自己的一个习惯，“除了正式的工作会议，我讲话有稿子，一般的会议都没有稿子，包括党校开会之类的。我在浙江当组织部部长时，除了组织部以外，我分管工青妇工作，我去讲话从不写稿子的，我有一个提纲，甚至有一些详细的东西事先自己准备的，我讲的时候把它压在那里一字不看。”他将自己不看稿子的能力归功于自己的理论功底，而这种能力正是在人大培养的。
　　除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人大带给王其超的还有调查研究的能力和作风。研究生毕业后，王其超按照学校要求在沈阳第一机床厂住了一年零一个月，1956年去上海机床厂工作了四个月，大炼钢铁时去河南工作了半年，大庆油田开发后又到大庆油田待了四个月。谈起那段经历，王其超说：“所以我说我有一半的时间都不是住在北京，而是在外面，是在基层工厂里面，了解企业的发展，了解企业的生产。这对我的调研能力极大地提高很有帮助，对我以后的工作帮助极大。”王其超还指出现在许多干部都不太会做调研了，“一上去就问老百姓你们干部廉洁不廉洁，你让人家给你说什么？你要跟他融合在一起，你要想了解老百姓的心里话，你也要讲心里话，你一讲官话，人家也会用官话来讲。这样是调查不出来什么东西的。”
　　王其超还谈到了那时人民大学良好的氛围和丰富的资源，感到当时人民大学邀请的外来的报告非常多，而且非常及时。“举个例子，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国家派了一个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伍修权去的，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回国后就到人大给全体职工作报告。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回来以后也到人大开了工作会议。”谈起这些，王其超的眼神中充满了骄傲，“除了政治性的报告以外，像年轻人怎么对待恋爱的讲座也有，我当时听过丁玲讲，听过李佩之讲。还有生理卫生也讲，说评书的连阔如也来讲《三国演义》。其他文化娱乐活动也很多，国内著名的演员都去人民大学演过戏，人大对学生的熏陶和培养各方面影响都很大。”除了各种各样的讲座外，当时人大的学术氛围也很好，“我有一点疑问就可以敲老师的门，那时候老师和学生之间我感觉都是同志一样的关系，像何干之同志，胡华同志。我在当研究生期间，大概没有叫过老师，都是同志，是解放区带去的很好的传统。”王其超不无感慨的说。
　　回顾在人大的二十年，王其超说自己得到了很多，他引用了人民大学老领导郭影秋的一段话，“郭老说人民大学的学生到了国家机关、企业单位有三条基本功：第一条是理论基础，第二条是调查研究的能力，第三条是文字口头的表达能力。而这些也正是人大带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极心无二虑 尽公不顾私1970年10月，王其超离开人民大学担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此后虽然职位不断变化、提升，但不变的是他那一心为公，不考虑自己得失的作风。
　　“从北京到浙江，大家都说我这个人公道、正派。我在北京组织部工作那么多年，没有人说我给朋友、给亲戚或者自己牟利的。他们都说沾不上我的光，我说你沾我光干嘛呢，如果你是沾我光，是你没有出息。”王其超简单质朴的话语中传递出的是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高尚作风。说到这正派的作风，王其超表示还是在人大培养出来的。他说自己在人大做老师的时候，老师之间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关系都很亲密，那时候还经常做批评与自我批评。比如写讲义的时候，都是大家一起讨论该怎么写，如果不行就要重写，大家都是为了把教学质量提上去，有时候是真的批评，完全没有考虑别人会不会对自己不满等等。那个时候他们组织民主生活会，一开始是一个礼拜一次，后来是一个月一次。在星期六下午坐下来，大家都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只是工作上的，还要讲思想上的。“在这一点上你不是考虑个人的得失，真是一心为公，就是为了事业，为了集体，大家也都看的很清楚，你这个人公道不公道，正派不正派，你怎么待人处世的。这样你在一个地区工作，你说话人家就信你，就有威信。”回想起那段在人大的岁月，王其超还历历在目。
　　在王其超担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时，有一次，一位领导想把自己原来的一个秘书调到身边工作，顺便再帮秘书提升一级。王其超当时就说调过来可以，但是要提升职位可不能随便接受，原来是什么职位调过来还是什么职位，如果工作得好是可以提的，要看他的水平如何。为此王其超没少得罪人，他的老朋友见了他总是说他又犯傻了，每到这时，王其超总是说：“我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敢说话。该批评就得批评，我敢于批评人，我也欢迎你们批评我。”
　　“我在北京市委工作了19个年头，口碑应该说还可以，因为我一直把工作干下来了。我离开人大以后这40年，基本是干组织工作。60岁以后转到纪委去，那真是要坚持一条，敢于批评也愿意接受人家的批评。反正我在省委班子里面是敢说话的人，遇到不对的问题我是敢批评的。”王其超的话语间透着一股执着，而也正是他这种耿直的脾气和正派的作风使他获得了认可，赢得了尊重。
　　丹心怀未来 诤语寄青年退休后的王其超并没有赋闲在家，而是积极地关注着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几年内，王其超参观、视察了多所机关单位、学校等地，从金华开发区到温岭造船厂，从台州的核电站到浙江理工大学的校园，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关切之心。
　　他谈起新时代的年轻人，王其超表示：“时代变了，生活的条件也不一样了，现在富裕多了。像我们那时个候，一开始一个月4毛钱零花钱，我记得我穿鞋是穿解放军做的粗布鞋，2毛钱一双。这4毛钱可以买一双鞋穿，还可以买牙刷、牙膏，买买就完了，没有什么钱了。现在的孩子们生活质量都很高，但多数是缺乏吃苦的精神。”王其超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是独生子女，这往往导致在吃苦耐劳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他们接受新鲜事物都很快，但是很多人心理很不成熟，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
　　这时王其超举了一个例子：“前几年组织部进行传统教育，组织了一些年轻干部到延安去学习。回来以后写了一本书，拿给我看，问我写得怎么样。我说文字很华丽啊，但是说老实话，写得太过于花哨了，没有自己的话，看不出你的真实感受。现在这个社会，年轻人接受信息的渠道太多了，很多东西在网上都能找到。我们总是说要联系实际，但是，现在的人往往流于表面，这样是不行的。”
　　最后，王其超真切的希望年轻人要多向老一辈学习，学习他们踏实肯干的作风、吃苦耐劳的品质、一丝不苟的精神。他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尤其人民大学的学生更是国家的栋梁，每个人大人都应好好利用人大丰富的资源提升自己的能力，都应努力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