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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上海大学的建立已经有18个年头了。每到新上大校庆，总有人，包括我自己会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将新上大和 20 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联系在一 起？
　　1922 年成立的上海大学，是当时国共合作创办的一所大学，存在的时间从1922 年到1927 年，总计不到5 年 的时间。但她却如鹤鸣九皋，在中国高 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当我 们在90 年以后的今天，回顾老上海大学整个办学历程，有以下几点值得我 们很好地关注和继承。一是不图虚表，务求实效，艰苦创业。
　　上海大学校舍仅仅是石库门2层楼的10余房间，教学设备也极其简陋，遂被人称之为“弄堂大学”。但于右任、邵力子、邓中夏这些校领导和瞿秋白等名教师一点也不因校舍的简陋、经费的短缺而气馁而自卑，而是以一种使命感积极筹措办学经费，制定办学章程，延揽 各方贤才，规划学科发展。而报考学生 也是纷至沓来，入学人数从最初的百余 人激增至上千人。上海大学一时名师云集，学生盈门，在极短的时间里，这所不起眼的“弄堂大学”就成为一所正规高等学府，成为名震遐迩的培养国民革命人才的红色学府。
　　说到“弄堂大学”，有几点需要说清楚：第一，上海大学是在原私立东南高 等专科师范学校的烂摊子上建立的，办学条件简陋是历史形成的；第二，随着 办学时间的推移，办学条件一直在改善，1923 年4 月，上大决定在宋公园（宋教仁墓地，今上海闸北公园）建造新校舍，并决定由校长于右任亲自负责新校 舍筹建事宜。会议同时决定由邓中夏等 负责制定学校扩充后的章程以及在新 学期拟增设的系科。第三，当时上海人往往把“弄堂大学”和“野鸡大学”等同起来，有人诬称上海大学也是“野鸡大学”，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弄堂大学”和“野鸡大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大学的外表、办学条件，后者是指学校的性质、规范性，办 学的态度、质量等。上海大学是一所经 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注册批准的高等 教育机构，正因为如此，在1927 年“四 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遭国民党当局查封，校长于右任为争取上大学生的大学学籍资格，与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终于至1936 年3 月，也就是学校被当局查封9 年之后，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会第8次会议上，通过追认上大学生学籍、与国立大学享有同等待遇的决定。 因此，上海大学和所谓“野鸡大学”完 全是不沾边的。从上海大学的创建、运 转、发展的过程来看，恰恰可以凸显出 当时的上大人敬业、执着、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
　　二是心忧天下，追求光明，爱国图强的革命精神。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从建校伊始，就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和倾向。首先，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20世纪20年代初，还是一个风雨如磐的黑暗社会。北洋政府无能，列强环伺，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因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屡遭挫折，遂倾心于教育事业，冀通过教育积聚培植革命力量。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也急需培 养革命干部，国共两党合作成立的上海 大学所具有的革命性这个本质特点是 不言而喻的。其二，主政的校领导和一 大批教师本身就是革命者。校长于右任 乃共和元勋，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总务长（即校务长）邓中夏、社会系主任瞿秋白等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其他一些教师如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等也都是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三，慕名到上 海大学求学的大多是热血青年。这些因素决定了上海大学必然是一所革命学府，红色学府。
　　上海大学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教 学内容上。上海大学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占领大学讲坛的先河， 引导学生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造。其 次，体现在教师和学生亲身参加革命活 动上。许多学生“都参加了组织和发动 工人、学生、妇女、青年进行斗争的群众工作，碰到什么运动，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着”（杨之华《回忆秋白》，人 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转引自张元隆《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 年3月版，第78 页）。上海大学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 “五卅运动”。上海大学师生从运动开 始发起，到后来迅猛发展，始终站在反 帝斗争前沿。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和全国学联主席刘一清都是上大学生；社会系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在 “五卅惨案”中惨遭杀害。时人赞誉，北方的北京大学和南方的上海大学是遥 相呼应的两座革命堡垒。
　　上海大学的学生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斗争，并不等于说不安心于书斋读书求学。事实上，那些冲锋在斗争第一线 的学生，如刘华、何秉彝、李硕勋等，都 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上海大学的教师、学生，以他们参加革命运动的实践，体现了上大师生心忧天下、爱国图强的 革命爱国精神。
　　三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理念和教学实践。
　　大学教育历来有两种理念，一种是埋头书斋，另外一种就是坚持将课堂教育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上海大学从办学一开始，就坚持开放办学，结合实际办学。上海大学的学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学校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不提倡“死读书”、“读死书”。校长于 右任不赞成学生闭门读书，不问国家兴 亡盛衰。他积极支持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参加党派组织，集会结社，开展各种社会活动。1924 年，上大学生社团孤星 社成立，以“研究学术，讨论问题，彻底了解人生，根本改进社会”为宗旨，于右 任欣然接受该社邀请担任名誉社长。社 会系主任瞿秋白是师生公认的名教师， 此外，他还领导着学生们直接投入革命 的热潮，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各种工作。上海大学学生陈企萌曾回忆说：“‘上大’社 会系是十分活跃的，上课时学习革命理 论，下课后参加实际斗争。校内墙报林立，相互争鸣。”（《回忆杨之华》，安徽人民出 版社1983 年版，第25页，转引自张元隆 《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1 年3 月版）社会系的学风是整个上海 大学学风的一个缩影。另一位上大学生薛尚实回忆说：“特别是高年级的同学，知道 吸收知识的方法不仅靠在课堂上和书本 上用功，而且还得从革命实践中去加强锻 炼，要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才能学到真本领。”（薛尚实《回忆上海大学》，钟叔河、朱 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 年版，第526页，转引之张元隆著《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 年 3 月版，第105 页）。正是这样的学风，造就 了一大批政治上成熟、社会活动能力强、 专业水平高的学生英才，上海大学的精神 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
　　90 年前成立的上海大学，虽然立校只有不到5 年的时间，但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单在人才培养方面，就走出了王稼祥、 秦邦宪（博古）、杨尚昆、丁玲、李硕勋、刘 华、何秉彝、杨之华、阳翰笙、施蛰存、戴舒 望、孔另境、李伯钊等。他们中有的是中国 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有的是名垂千古的 革命烈士，有的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有的是第一流的学者、作家、剧作家、诗人等。在促进学术发展方面，上海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 为中国学术的研究、自然科学的普及，达 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上海大学在人才培养、促进学术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看，确实应了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讲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有人说，现在的上海大学和当时的上 海大学仅仅是校名上一致，两者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一说也有道理。但是我要说的是，新上海大学和上一世纪的上海大学之间，重要的不是血缘联系，而是大学精神的一致性。回顾新上海大学18 年的办学经历，无论在办学理念、教学实践等方面，都和90年前的上海大学有一致之处。如两个上海大学都各自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于右任和钱伟长；办学基础并不好，但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使学校在短时期内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都教育学生要心忧天下，爱党爱国，钱校长明确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新上海大学的校训；都秉承开放办学的理念， 老上海大学将课堂教育与革命实践紧密 结合，与钱校长提出并在新上海大学充 分实践的打破“四堵墙”等教育思想都已 经成为上海大学精神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自豪 地说，今天的新上海大学是20 世纪20 年代的老上海大学这一所“红色学府”大学精神的继承者、传播者、弘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