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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天的法大学子位于学院路校区 感慨校园的狭小和环境的恶劣时，可能 无法想象30 多年前79 级的师兄师姐们 进入这个校园时的心情。
　　假如时光倒流30 年，凸现在你眼前 的是这样的景象，学校没有大门，校舍也 只收回了一幢宿舍楼（1 号楼），一个小 食堂和教学楼的一部分。学校的其余的 校舍则继续归北京市第174 中学、北京 市戏曲学校、北京市歌舞团、北京市曲艺 团等单位使用。你每天的生活必须穿梭 在拉胡琴的、跳舞蹈的、说相声的演员之 中，和第174 中学的中学生们相遇在拥 挤的教学楼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复办后北京 政法学院的首届本科生403 人、研究生 35 人来到了这个校园开始他们的学习 生活。这400 多名学生，在进入北京政法 学院残破不堪的校园时，不得不在锣鼓 喧响、说学逗唱声中进行学习，全院原有 建筑面积34000 平方米中，归北京政法 学院使用的仅有15000 多平方米，学生 食堂、礼堂等仍被北京歌舞团、曲艺团等 占据，校园面积从原来的360 多亩缩小 到150 亩左右。
　　由于校舍无法回收，本该在9 月份 就入学的79 级学生，一直延迟到10 月 20 日才来到学校报到———已经实在不 能再往后拖了。当时的办学条件是今天 我们无法想象的：宿舍不够住，学校就腾 出图书馆阅览室作为临时宿舍，一个宿 舍住84 名学生；教室没有桌椅，就每人 发一个小马扎，拎着去上课，双腿就是桌 子；没地方开全校大会，就站在楼道里听 广播。整栋教学楼几乎没有一块整玻璃， 窗户都是用三合板钉着的，而且还是和 第174 中学共同使用！没有正式的教材， 所有教材都是学院的老师们自己编写并 由学校印刷厂铅印出来的。由于澡堂和 礼堂被占用，四年之中同学们不得不远 赴西直门外洗澡，到新影礼堂、冶金礼堂 看电影。
　　1979 年10 月24 日，复办后的北京 政法学院在冶金建筑研究院礼堂举行了 第一次开学典礼。全院师生员工800 人 参加了典礼。彭真同志向学院全体师生 致意祝贺。开学典礼由曹海波院长主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同志、司法部副 部长李运昌同志先后讲话。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王维刚、何兰阶，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王甫，副检察长陈养山及民政 部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
　　在这一串显眼的头衔和名姓的背 后，是这样的一些细节：由于学校礼堂依 然被北京市歌舞团占用，学校只能租用 冶金建筑研究院的礼堂来举办复办后的 首届开学典礼。由于座位不够，79 级的 同学们每个人都拎着学校发的绿色小马 扎排着队来到校外的这个礼堂参加开学 典礼。
　　校园是如此简陋而杂乱，条件是如 此艰苦，尽管心里也有失望，也有疑 问———著名的法学高等学府就是这个样 子吗？然而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同 学们却精神昂扬、一心向学。
　　在这400 多人中，有人来自工厂，有 人来自农村，有人来自部队，有人来自基 层机关，真正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并不多。 当时学生中的应届高中生最小的才15 岁，年龄最大的同学在“文革”中下乡10 年已年近30，相差将近15 岁。经过“文 革”10 年的压抑和苦闷，好不容易有了 上学的机会，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恢复高 考，大家都十分珍惜坐在窗前读书的时 光。对知识的渴求，对法学的热爱，对法 治理想的追求，以及对改变个人命运的 急迫愿望，使79 级的同学们自觉地发奋 学习。
　　79 级的学生侯 回忆起当年的开 学典礼时，依然是热血沸腾：“虽然我们 坐在小马扎上很不舒服，但是院长的讲 话却使我们每一位同学振奋，‘我国将来 的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将从你们这里走 出，你们将成为国家的栋梁……’这一天 我终身难忘，这一天也是我人生的转折， 这一天也是我在法律的殿堂遨游的开 始。”
　　79 级同学的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 给当时的老师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晨，东方刚刚露出第一缕曙光，同学们 就在戏校学生咿咿呀呀吊嗓子的声音和 音色各异的琴瑟锣鼓的交响轰鸣中醒 来，到小月河边、在校园里的各个角落里 晨读。在嘈杂的人声和各种乐器的伴奏 下，同学们背单词、学英语，开始一天的 学习生活，朗朗的读书声和周围的歌声、 乐器奏鸣交织在一起。
　　上课则基本上是人手一个马扎，来 到教室里一坐就是一天。经常是老师在 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解法学的深奥理 论，窗外却突然传来震天的锣鼓声。老师 也只好会心一笑，提高声调继续讲课。到 了晚上，教学楼二楼一角的小小阅览室 成了同学们心中的圣地，也是经常人满 为患、无法奢望的一个地方。在每一个教 室里，同学们都是在埋头读书，一片寂静 而严肃的学习氛围促使每一个人都不禁 紧张起来，加入到这支寂静的读书大军 中去。
　　79 级的张和伏直到今天还清楚地 记得学生时代的生活：“8 点，400 名同学 聚集在两间大教室里，带着50 年代旧苏 联时代的教科书聆听老师的授课，那时 没有上课点名，我们也不懂得什么是逃 课。现在想来，那时我们确实只知读书, 把我们的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
　　侯 则回忆道：“我们79 级的同学 一天就是三个点一条线，即教室、食堂、 宿舍（因为没有图书馆，教室、图书阅览 室都在教学楼里），四年的大学我只是去 过一次十三陵，还是班里组织的活动，我 所知道的公共汽车就是22 路、16 路，去 得最多的就是北太平庄，天天就是学习、 学习。”
　　同样是79 级本科生的任学良对于 当年人手一个、上课必备的马扎有着深 刻的印象：“更让我们终生难忘的是当我 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每人拿着一 个马扎走进大教室（六个班一起上课）， 以后几年马扎伴随着我们一起走过。”
　　复办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在调回 北京政法学院原有骨干教师的基础上， 课程设置也和“文革”前大有不同，基本 上摆脱了“文革”和“左倾”的阴影，课程体 系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还根据教学需要， 有计划地开设讲座，介绍国内外法学动 态、司法工作经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现 代化科学技术知识，由学生自由选听。而 学校的培养目标也从复办时的“培养德、 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司法工作以 及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专门人 才”，变成了“培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掌 握比较系统、全面的法律知识，能从事政 法实际工作、政法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争取达到学 士学位”，明显地摆脱了“文革”的遗风。
　　时值改革开放起步之时，禁锢多年 的思想开始得到解放，封闭多年的中国 也终于开始“睁眼看世界”。“左倾”的错 误得到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已经过去，大规模的法律制定也列入了 议程，新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总 算又走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来。在这样的 情况下，尽管这时候的招生依然是按照 “绝密”专业来进行政治审查，同学们却 已经能够接触到更多曾被禁锢过的思 想、更多曾被批判过的法学理论。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说，79 级的学生是北京政法 学院建院以来接受法学教育最系统最完 整的第一届学生了。
　　而此时，曾被打成“右派”、遭到贬斥 和下放安徽的一批老教授及当年风华正 茂的青年教师，又重新站上了讲台，讲授 他们曾被废弃多年的法学理论，再次绽 放出学术和思想的光芒，也使79 级的同 学们得到了质量很高的法学系统化教 育。
　　曾炳钧、朱奇武、汪 等毕业于国外 名校的老教授以带研究生为主，但时不 时会给本科学生做个讲座，“偶尔冒出来 的流利的英语听得我们目瞪口呆，也激 励着一些同学发奋补习英语”。声如洪钟 的江平先生则不仅以丰富的知识、深入 浅出的讲解获得了同学们的欢迎，也以 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 子。民法的张佩霖、国际私法的吴焕宁、 刑法的曹子丹、刑诉的陈光中，被同学们 称为“四大才女的”巫昌祯、薛梅卿、严端 和孙丙珠，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刘圣 恩、宋振国、邬名扬……这样的师资队 伍，不但使79 级的同学们学到了知识， 开阔了眼界，也体会到了法学的魅力。
　　在那个校园被分割占据宛如“联合 国”、宿舍楼冬冷夏热几乎无法忍受、甚 至在几年的时间里拎着马扎上课的年 代，79 级的同学们发奋努力，在一大批 名师的指引下刻苦学习，终于造就了中 国政法大学办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北 政一期”现象：这一批四百多名学生，既 是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后的第一批学生， 也是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的首届毕业 生。他们在毕业后的几十年中，投入到国 家建设的各个领域，或治学教书，或为官 从政，或下海经商，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尤以奋战在中国法 治建设领域，任职于中纪委、中央政法 委、全国人大及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 系统、公安系统和各大法学院校的79 级 英才为最多。作为法治建设的中流砥柱， 他们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进步做出了 杰出的贡献，也是母校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