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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航党委书记崔锐捷在《网络调研的启示》一文中说，大学是人类社会把精神产品的生产、传播和人的精神生产能力的提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机构。北大前党委书记任彦申在《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书中说，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中心，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极为重要而敏感的地带；大学是公众的“意见领袖”；大学是社会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两位高校党委书记对大学的认识，一个侧重精神生产层面，一个侧重精神应用层面，两者从不同侧面共同诠释了大学所肩负的文化使命。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学的精神生产和应用不是“非彼即此”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生产是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源头高质量的生产，就谈不上后续高效能的应用；没有有效的应用，大学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就无从发挥。而大学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一方面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社会思想的引领上。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拓展了人类的视野。不过，无论多么先进的科技成果，最终都会过时，从而退出历史的舞台。比如，曾经推动人类进入工业时代的蒸汽机，今天早已无人问津。工业革命时期所诞生的绝大部分生产器具，无论它们曾经对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创下多么辉煌的功绩，如今，也只能栖息于历史博物馆，静静地等待着人类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思想对他们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考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不断产生的思想变革，决定了这些器具的命运，也决定了人类自身的命运。我知道的人类历史的几次科技革命，几乎每一次都伴随着思想的变革。例如，科学进步推动了民主观念的产生和普及，而这一观念到今天依然是维系现代社会的基石之一。而“经由思想的力量，科学能够塑造人类的哲学观念，从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加快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除了科技本身，还有科技及其所包含的思想性，而后者既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也决定着人类社会文明的程度。
　　因此，我们说大学对社会思想的引领，与技术发明创造本身同样重要。具体地，大学作为引领社会进步的思想领袖，应在如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敏感而迅速地反映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政治动向、思想倾向；整合社情民意，使之具有系统化、理论化的色彩，从而左右社会舆论；在社会热点问题中，为公众解疑释惑，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帮助人们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引领社会潮流，积极传播新思潮、新文化，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程，等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我党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并把“文化大繁荣”提到了议事日程。就文化大繁荣而言，真正的繁荣不在于外在形式的繁荣，更重要的在于内在文化之魂的繁荣，而这个“魂”就是指人在文化活动中所追求、所把握的方向和尺度，其核心就是与我们的思想相关的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也就是思想的繁荣。因此，大学要自觉地成为引领社会前行的思想领袖，这个思想领袖，首先应体现在对思想的创造上。
　　我们知道，现代大学出现后，思想的创造基本上都出现在大学。这就是为什么大学具有“国家思想文化中心”“社会思想库”这样美称的原因。在大学，我们总能看到一批以思想为职业的人，他们无论是智力、知识以及志趣，都具备了思想创造的条件。这些人始终关心人类终极发展目标，并站在文化的高度，在一个极其广阔的精神领域，思考着与人类发展相关的命题。他们或考量那些被我们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或梳理那些被我们代代相传的人文脉络，在浩如烟海的人类文化瑰宝中苦苦寻觅对人类发展更有价值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并以“立言”的形式，不断创造着新的思想。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思想有多远，我们人类的路就能走多长；这样的思想有多深，我们人类的路就能有多宽。因此，对大学的思想者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尊重，也要给予特别的扶植。尤其，思想的创造不同于一般物质的创造，它更讲求“自由生发”，更讲求“自由灵感”。“思想生发”的总量与“灵感多寡”有关，而“灵感”又与“自由”有关。因此，我们应该让大学尽早归于其本真，大学就是大学，如果无视大学的规律，硬把大学变成行政机构，并以一种偏颇的价值导向让大学的教授都把成为官员也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那么，这样的“大学”与思想创造绝对无缘。
　　让大学成为引领社会前行的思想领袖，引领就有方向的问题。而方向的正确与否，一方面与大学的思想者个人的能力与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与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有关，而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大学这个思想领袖在对社会先进文化引领时,要“铁肩担道义”，要勇于担当，做负责任的思想者，说应该说的话，做应该做的事。既要直言大义，又要讲政治，讲分寸，讲策略。在积极倡导文化多元与包容的同时，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使一切思想言论不偏离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这一点容不得半点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