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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诺贝尔文学奖18个评委中，只有马悦然一人是懂中文的汉学家。因此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出炉，他就是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今年，马悦然谢绝了绝大多数媒体的采访。近日，《武汉晨报》特约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不要太轻视自己的文学
　　记者：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对瑞典汉学界自然会格外关注。这种关注，是否会促使中国与瑞典政府扶持瑞典汉学界的发展，为其提供一些便利条件？
　　马悦然：我不大明白你的问题，瑞典政府跟瑞典学院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拉不上跟汉学界的关系。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冠军比赛，那代表的是瑞典学院的选择。瑞典学院是一个独立机构，文学奖只是十八位院士当中多数院士的选择罢了，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奖颁给作家个人，而不是给一个国家。
　　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有三个渠道：一是作家协会主席的提名，二是大学文学系、所的教授与副教授，三是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巴金以前就承认他没有提名过中国作家。我感到奇怪，这一方面中国确实是落后了许多。说到这儿我也要提醒您，作品没有翻译成外文，提名过来也没有用。
　　记者：你怎么理解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马悦然：诺奖不是世界冠军，不要看得那么重要。
　　记者：现在中国引进的外国文学比较丰富，有了“西风压倒东风”的趋势，你觉得这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
　　马悦然：我认为中国作家早已走上世界文坛，而且早就有了位置，不要太轻视自己的文学。
　　记者：根据诺奖的有关章程，文学奖是要授予“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之人士”，作为评委，你是如何理解这一标准的？
　　马悦然：最近六十年已经没有人管诺贝尔的“理想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了。诺贝尔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宗教也反国王，理想主义的倾向很难谈出什么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很少有人谈了。
　　没有功夫看那些寄给我
　　的书
　　记者：作为长期以来在中国有着广泛影响的汉学家，你肯定会收到很多中国作家寄给你的书，以至没时间看吧？
　　马悦然：我没有功夫看那些寄给我的书。我信任的是图书馆的藏书、图书馆订的文学杂志，我在瑞典的远东图书馆的地方文学刊物里发现了李锐、曹乃谦，我自己也翻译他们的作品。我从不翻译我不爱的作品。
　　记者：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过，中国的当代文学诗歌成就要超过小说和散文，你也很长时间里一直很关注北岛的诗歌，是不是也觉得当代诗歌的成就确实是最高的？
　　马悦然：顾彬说得对，中国的诗歌成就是很高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期，我不喜欢郭沫若这个人，但是他的《女神》这首诗是永远有人读的。这个时期还有闻一多、艾青、刘半农，俞平伯的短诗写得好，朱自清、何植三、刘大白、郭绍虞、宗白华、臧克家、戴望舒、沙鸥都是很好的诗人。然后才是三十年代小说家老舍与巴金、四十年代的杨绛，戏剧是李健吾，每一阶段中国文学的新文体皆从诗歌而来，八十年代中叶才有了小说的黄金时期，一直支持到现在。能用中文写作的汉学家不超过十个
　　记者：有人说“汉学”就是研究一切关于中国的学问，你所理解的“汉学”是什么？
　　马悦然：我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学中文，高本汉教我的是汉语、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汉语方言学、宗教学。60年代是我们瑞典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这股思潮的影响很大，从那时开始，瑞典的汉学才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感兴趣，这方面的兴趣也越来越大。
　　记者：国内的媒体经常会使用“海外汉学界”这个词汇，这个“界”存在吗？
　　马悦然：所有的汉学权威的著作我都读过，以前开会我也见过这些权威的汉学家们。当时，世界上的汉学家差不多三十个吧。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汉学。50年代有了欧洲汉学学会，每年组织一次学术讨论会。我记得在90年代，欧洲汉学学会有17个国家的会员，可能目前有二十多个。每一个洲都有自己的汉学学会，像北美的、澳洲的，这些汉学学会应该就是你说的海外汉学界。在国外，能用中文写作的汉学家不超过十个人，主要是能读文本。
　　记者：听说你的老师、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先生一生都很穷困，而你一直在为他打抱不平，他的生活状态究竟怎么样？
　　马悦然：高本汉是1918年当的哥德堡大学中文系教授，几年以后还当了哥德堡大学校长，那个时代瑞典的教授们的薪水是很低的。另一个让高本汉很苦的原因是，他自己当远东博物馆年刊主编，很多论文都在那里发表，根本没稿费，他要是通过一个大出版社发表，就会发财了。高本汉退休得早，退休金不像薪水那样调动，我自己的退休金跟一名医院低阶的年轻护士的月薪是一样的。荷兰、德国甚至是中国香港的大学教授的薪水，都比瑞典的教授工资高出许多。
　　我的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常有世界各地的大学来找他演讲，他们夫妇只去过一次，是在美国演讲中国的青铜器。他去过一次英国伦敦，两次到中国来，其他的时间做研究，没功夫出门浪费时间。
　　记者：造成高本汉先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什么？与其他领域的学者相比，汉学家的经济状况是不是普遍要差一些？
　　马悦然：那就要看这个汉学家身处的时代。主要是工资的问题，其次是买书。买书要自己买，没有什么经济支持的来源，这是高本汉的情况。我在1965年从澳洲回到瑞典斯大中文系，六七十年代瑞典的大企业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可以去向企业募款来买书，也替学生找了很多奖学金。你要留意到瑞典那时的税务政策，企业把钱捐给高等教育，可以省掉一些税金，所以大公司很愿意做好事。80年代政府的政策改了，企业不能抵税，不管他们赠给图书馆、学校多少钱，都还是要缴相同的税金，所以再也募不到钱了。
　　记者：现在的瑞典，有志于学习汉语、从事汉学研究的年轻人与你年轻时相比是更多了还是减少了？
　　马悦然：现在有兴趣学汉语的人比我那时代多得多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看到的是中国经济方面的发展，而我感兴趣的是中国的语言与哲学。我的老师高本汉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再也没有比我更好的学习汉语的环境与条件了。要“百家齐放”才好
　　记者：近年来，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多家孔子学院，这些学院的建立，对于汉学家而言，是件大好事吗？至少会给这一群体提供更多的职位吧？
　　马悦然：孔子学院跟汉学研究根本就没有关系，它主要是提供了大学的一个讲师位子，这对初学汉语是有帮助的，但跟支持汉学研究是两回事。
　　记者：可能一般的外国人不大能理解、接受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因为那是纯学术的范畴。其实要当下的中国人直接去读文言文写的历史或者文学，有难度，但这两年中央电视台有个叫“百家讲坛”的栏目，请了一些学者在电视里把《论语》、《庄子》、《史记》通俗化解读，让中学生都能听懂，这一模式取得了很大的商业成功。这种模式对于汉学家在国外普及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借鉴价值吗？
　　马悦然：你说的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我只注意到“百家讲坛”这个词。我只想说，儒家在中国文化所起的作用，远不如道家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与审美的影响来得大，中国在世界上建立孔子学院，独尊孔子一家，这很奇怪。中国思想要“百家齐放”才好！
　　■人物档案
　　马悦然：1924年出生于瑞典南方。1946年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1948年大学毕业，到中国四川做方言调查。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中文系、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1990年退休。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1987年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80到1982年，1986到1988年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1965年以来，马悦然把大量的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他的母语———瑞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