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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梁启超曾在他的《呵旁观者文》中开头这样写道。何谓旁观者，或曰看客，莫过于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乐者罢了。
可以说，这种心理是自古就有的，旁观者的这种看客心理似乎也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进步而逐渐散去，“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些“经典”名言似乎依然是那些旁观派附庸风雅的“经典”口号。“经典”口号的出现不过是因为他们麻木，自私的庸众心理在背后作怪罢了。
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是最早用笔杆子抨击这些看客派的愚昧心理，《野草》中，鲁迅揭示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之一，即是“看客”心理：“庸众”因“无聊”而将他人的一切举动“事件“化，“戏剧”化，从而“旁观”之，“鉴赏”之，以慰其无聊；他人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独异个人”，因而被迫成为演员，其爱与死——这生命中最庄严神圣的举动，均在看客的围观中成为表演作秀。文中裸立的两人与路人的关系即是如此。而被看者欲摆脱此尴尬处境，或者再进一步，欲还以颜色，只有“毫无动作”，使旁观者“无戏可看”，仍旧无聊，乃至“干枯”、“老死”，以此向看客们“复仇”。
看了许多鲁迅的作品，一直觉得鲁迅之所以如此歌咏复仇，其内在意涵不尽在于鼓吹向看客们“复仇”，或者更将这些看作是一种“疗救”。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鲁迅沉痛地说道：“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办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着眼于“疗救”，正一语道破了鲁迅对“群众”“衷悲而疾视”式的大爱！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或许，我们后人应该少一点驻足，多一些思索。
不要再“觉得有无聊钻进我们的毛孔”；不要再“觉得有无聊从我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更不要“觉得喉干舌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或许，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改造这种国民性的途中，“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