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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至1958年，教育部委托我校生物系举办动物生态学研究班，并聘请苏联专家为研究班授课。研究班共有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的37名学生。
　　那时，我已被学校抽调做政治工作5年。这一次，学校又派我到动物生态学研究班学习，重新开始了学生生活。
　　研究班的授课教师很多，但苏联专家库加金教授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风格、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第一堂课的印象
　　1956年秋季的一个上午，库加金教授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课堂。他那时40岁刚出头，个子不高，削瘦的身材，身穿一件灰色西服，眼睛里透出锐利的目光。他不懂中文，授课是通过翻译完成的。
　　库加金教授是苏联生物学博士，著名兽类学家，在这一领域学识渊博。别看他讲课多了一道“翻译”的程序，但本来有些枯燥的《动物生态学概论》被他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第一次上课就把我们深深地吸引住了。“讲得太好了！”同学们不禁称赞。以后只要是他的课，同学们就会早早地来到课堂。
　　教学认真严谨而又生动活泼是库加金教授讲课的一大特点。他所讲的观点，论证得非常严密，让人信服。库加金教授对学生非常有耐心，如果哪个同学没听懂，他一定要让大家弄明白。在他讲课时，学生可以随时提问，用现在的词就是“互动”式授课。
　　有一次在讲到“动物种群数量变动”时，我和几个同学没有听明白，在下边小声嘀咕了起来。他不但没有批评我们，反而通过翻译询问什么地方没听懂。有个同学提出了不懂的问题，库加金教授又列举了几个实例重新作了讲解。然后又问：“这回明白了没有？”我们回答说明白了，可他还是不放心，又让另一个同学回答了一次，直到确信大家都懂了才继续讲课。从此以后，我们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随时举手提问了。
    老鼠的“人口普查”
　　库加金教授善于把书本上的知识与课外实践结合起来。在学习动物数量统计时，他带领我们到长春城外的农村进行野外实习。当时正是秋收过后，收割后的高粱、玉米、谷子、豆子秸秆一垛垛地码放在地里。他带领我们按照不同的品种，把秸秆垛翻过来，动手抓老鼠，实在抓不住的就统计数字。开始女同学不敢抓，他就以身示范，带头抓了一只老鼠，还给我们讲了抓老鼠的要领。我们于是胆子大了起来，也“奋不顾身”地抓了起来。开始大家带着手套还心惊胆战，生怕被老鼠咬着，后来一点也不怕了，有时候来不及戴手套，空手也敢抓了。我从小就怕老鼠，看见老鼠就头皮发麻，但受到库加金教授的鼓舞，从此以后就不怕了。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分了一大块地，同学们像比赛似的，你追我赶，把不同农作物品种的地块都“翻”了一遍后，带着“战利品”凯旋回校了。
　　回到课堂上，库加金教授和我们一起作老鼠数量统计与分析，按照不同地块把老鼠统计了一遍，用这种“笨招”计算出了不同田地的鼠类密度。
    “天当房，沙当床”
　　上世纪50年代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到野外实习只有火车一种交通工具，火车到不了的地方只有靠走了，所以每次出野外都很辛苦。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库加金教授带着我们到内蒙巴湖塔搞科研，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那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沙地，就像黄色的海洋，起伏的沙丘就像大海的波浪。在烈日的烘烤下，升腾的热浪令人窒息，我们简直是在“蒸笼”里挣扎。
　　库加金教授全然不顾这一切，带领大家顶着炎炎烈日干了一天。渴了，拿出军用水壶抿一小口水润润嗓子；饿了，嚼一口身上带的干粮……不知不觉太阳落山了，夜幕降临了，我们走不出沙地了。库加金教授决定：睡在沙地！他带头打开了简易的行李，把一床被子铺在沙子上。随后又告诉几个男生在四周持猎枪“站岗”巡逻，防止狼群的袭扰。
　　那时我们经常是背着行李到野外实习，为了减少负担，都是一条被子连铺带盖。走到哪吃到哪，走到哪睡到哪，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但睡在荒郊野外的沙地还是第一次。头半夜还好将就，沙子散发着白天吸收的余热，身上有一些热乎气。但后半夜可就难熬了，沙地温度大幅下降，我们都被冻醒了。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可偏偏又下起了大雨，我们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书包变成了“沙包”
　　大概是常在野外实习考察的缘故，库加金教授走路特别快。无论是在广袤的田野里，还是在乡间的小路上，他总是健步如飞，不一会儿就能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边。他走路飘逸的姿态好像有舞蹈的“韵律”，所以我们说他走的是“舞步”。
　　跟着这位“领舞者”出野外，男生还好一些，女生可就遭罪了，尽管走得呼哧带喘，还是跟不上。所以对于女同学来说，每次野外实习都是一次对身体的极限考验。特别是当库加金教授停下脚步讲一些知识时，走在前边的男同学总是像一堵墙似的围在他身旁，我们女生根本靠不上前，啥也听不清楚，有时他不得不给女生重新讲一遍。
　　“咱们也得争口气，不能总让他们男生落下！”这成了我们女生的共识。忘记是谁出了一个主意：练走路！大家一致赞同。
　　从此，我们每天早晨提前一个多小时起床，在书包里装上沙子，练起了走路！一开始走几步就累得不行了，腿肚子像灌了铅似的。可时间长了，就不觉得累了，书包里的沙子也增加了分量。再以后出去实习，我们女生就能跟上“领舞”的库加金教授，我们也能成为“一堵墙”，把男生挡在身后了。

　　动物生态学研究班结业以后，库加金教授结束了在中国的教学。回国后，在他的建议下，经教育部批准，我校建立了科学联络网，库加金教授和学生们经常以信件形式进行学术交流，他同研究班学生的联系并没因为距离遥远而中断。
几年后，我也走上了讲台，当上了大学教师，我也带领我的学生到野外实习考察。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无论是讲课还是外出实习，都清晰地印刻着库加金教授的影子。
（作者为原环境科学系主任、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