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传播科技发展带来的媒介转型，对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这种要求，全国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都在探索新的路径，确定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目标。这同样也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过去的十年，新闻与传播学院在“量”的增长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令人欣喜。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未来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领域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更趋白热化。单纯的数量指标（硕士点、博士点的数量，本、硕、博的招生人数，研究方向的增加等）已经没太大的意义了，余下的是“质”的较量。
　　“质”的较量是更高层面的较量，各自为战的、局部突围的方法已经失去效力，需要的是进一步整合资源、凝练人才培养方向和研究方向，集中优势兵力，重拳出击。
　　至于如何整合学科资源，我想我们可以暂且超脱具体研究方向的限制，生发开去做一点思考。因为无论我们具体分为多少个研究方向，最根本的一点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最好，如何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我们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到“高端”或最好，而作为北京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也是我们应当做到的。
　　一是在应用性的对策研究方面，学院应当进入更高的层面———国家决策层面。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无论政府还是媒体都面临着媒介化社会带来的严峻挑战，包括国家传播制度面临的挑战以及对外建构国家形象面临的挑战。如何应对挑战，制定适应时代发展的传播战略、策略，是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学院的学者可以建言献策、大展身手的地方。
　　理想的情形是，政府方面做出某项相关决策之前，先要听取学院学者的意见、建议，形成实际上的北大智库。学院学者也要有声音出现在公共传播平台上，形成话语权和影响力。在这方面，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学者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借助国家重大课题所形成的决策建议去影响政府和媒体。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条件的。
　　二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学院应当有一个更高的定位———由一般的功能性研究（当然功能性研究也有必要）更多转向从历史的视角出发进行批判性研究。这里批判的对象不仅是指社会现象，也包括理论本身。在目前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不假思索地引用某种约定俗成的理论、理念，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认知框架或模式的做法比比皆是，很少有人从理论原点出发，检视它们所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国情特征，由此造成的混乱并不少见。而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些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考据和解读，论证它们的合理性，进而建立科学、规范的研究体系，为这门学科的本土化建设添砖加瓦，正是我们大有可为的地方，也是我们在基础研究中可以形成鲜明特色的地方（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所具有的多学科知识背景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有一批这样的研究成果问世，我们就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较高层面，我们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也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