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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之际，深深地怀念解放前夕协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者，虽然有的同志已驾鹤西去，但他们爱国、爱党、爱校的精神，永院铭记在我的心中。现只把我知道的点点滴滴写下，借此以缅怀那些可敬可爱的同志们。
　　1948年协和复校后，我到协和生物化学系进修，当时吴宪主任已赴美，主任是从燕京化学系调来的DrAdoph，生物化学系的进修生有于树玉、李家宜、崔桂芳，还有研究生李佩珊（从燕京来的），她是我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由于她是我辅仁大学化学系的同学，所以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她告诉我协和有一个学习小组，称“协新社”（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欣然同意。那时北京的地下党由刘仁同志领导，他派邹德馨来协和领导地下党活动。为了怕暴露组织，都是单线联系，李佩珊（以下简称李）联系来进修的学生；杜寿芬负责协和工作人员；饶毓菩和郑企静负责医学生的学生会；林煌负责护士。有些重要的消息传达时都是分别开小会。有时李通知开小会在女医生宿舍（护士楼对面）。学习地点经常临时通知，一次原定会议在女青年会召开，没想到，我刚到青年会，有人告诉我今天不能学了，特务知道了，我们得转移。那时学习内容主要是“新民主主义论”，目的是了解共产党的纲领，迎接北京解放。每次学习为了逃避特务的视线，东奔西跑。协新社聚会经常在女青年会，有时在某医学生的家中，假借一个名义。记得参加的人除共产党的负责人以外还有：于树玉、刘干中，毛培基、孙国贤、苏学曾、刘士廉、陆钟琦、张景英、罗尉慈、张钦西（可能还有我不认识的人）。记得有一天，李忽然通知我需带着牙膏及牙刷，随时准备被逮逋，因为有的同志已被特务告密入狱，当时虽有点害怕，但想到能为革命牺牲也很光荣。
　　从1948年11月开始，关于北京是否和平解放有很多传说，李不断告诉我一些消息，大家都希望北京能够和平解放，北京的文物多而且宝贵，如果打起来损失不可估量，但敌人也可能狗急跳墙，不能不做战争的准备。在这时组织布置的任务是散发“解放军入城8条”，为了安定民心，说明解放军纪律严明，让老百姓不要惊慌失措，不要听信谣言。但协和各科主任多是外国人，所以要求我们都翻译成英文，打出后寄给每个主任，我们几个人分别接受了这个任务。那时国民党知道好景不长，末日即将来临，所以很猖狂，为了避免他们查出是谁散发的传单，因此连夜打出十几份（那时没有打印机，只有一份一份的打）之后，趁天还未亮，骑车送入不同的邮筒（不能从同一个邮筒寄，怕暴露发传单地点），等天亮时已完成任务。这时太阳已升起，迎着朝阳，我们心情无比兴奋，感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过了几天，我和于树玉在图书馆看书，准备考微生物，听到一些主任在谈话，他们说：“我们协和都是高楼大厦，怎么还有地下工作者，我接到解放军发的信，真奇怪”听到这些话我们心中无比高兴。在图书馆看书，外面传来阵阵的炮声，心里时时想着要解放了，安不下心念书，可组织上要求我们这些人，考试成绩必须优秀，以免被人看出我们有共党分子的嫌疑。
　　国民党与共产党天天在谈判，我们也跟着忙，准备迎接和平解放，又准备对付国民党负隅顽抗，如打进北京，如何护校。协和各方面设备完善，有重要的发电站、机器房及许多美国与中国来往的重要文件、重要的病历，怎样在战乱中保护好，不让敌人趁乱打劫。当时党组织分配给我们许多任务：最重要的是保护发电站、保护机器房、保护好最重要的病历、维护各科主任特别是外国人的安全。李与我研究我们如何保护各科重要资料，那时协和有一把总钥匙，它可开启协和所有的门，一旦打起来，我们有总钥匙，就可占领所有的要害部门。但这把钥匙在管总务的MissFerguson手中，此人管理严格，很难窃取，我们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设法买通为她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偷开她的门，找到钥匙，用泥做一个模子，这样我们就可以配一把钥匙。主意虽然想出来了，但我们不认识那个清洁工，只有通过我们实验室的技术员张景英去和他谈，但张景英当时不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志，所以首先要与张建立感情，他负责饲养动物，于是我们每天早早去帮他喂动物，磨骨粉做饲料，向他讲一些革命道理，慢慢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我们提出请他联系打扫MissFerguson办公室的清洁工时，他欣然答应。就在我们已作好各种准备，正要采取行动之时，组织上传来可能会和平解放北京的消息，要求我们暂不行动，多日的心血只好告一段落。
　　我们另有一个任务是拿到协和所有员工的名单，这样可以了解全院人事。我立刻自告奋勇做这件事，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孚银行总行的经理之一，中孚银行在协和医院有个分行，他是负责协和分行的，对协和比较熟悉，协和员工每月的薪水，都由他们发放，所以他们有协和全体员工的名单。我和父亲讲清了目的，他很爱国，对协和也有感情，非常支持我们的想法，由于他的支持，我顺利地拿到了一份名单。
　　1948年年底北京和平解放，我们欢欣鼓舞的迎接解放军入城。我虽然跟着地下党做了一点事，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并不深，由于痛恨国民党的腐败，认为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所以当时完全是出自爱国思想。
　　（当时我不是地下共产党员，对一些事的了解不一定确切，于树玉同志和我作了些回忆，简单成文。可惜主要的负责人邹德馨、李佩珊和饶毓菩已离开我们，如有其它了解情况者请加以改正和补充）